中國茶文化與佛教的聯(lián)系
中國茶文化與佛教的聯(lián)系
茶文化,佛教文化,融成茶禪文化,是我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中國茶文化與佛教的聯(lián)系,希望對您有用。
中國茶文化與佛教的聯(lián)系
一、“養(yǎng)生”、“清思助談”,佛與茶開始結(jié)緣
西漢末年,佛教開始傳入中國。由于佛教教義與僧侶活動的需要,佛教很快就與茶葉結(jié)下了緣分。佛教的重要活動之一就是僧人坐禪修行,“過午不食”,不能飲酒,戒葷食素,以求清心寡欲與超脫。同時要求做到:“跏趺而坐,頭正背直,不動不搖,不委不倚。”這就需要一種既符合佛教規(guī)戒,又能消除坐禪引起的疲勞和補充因“過午不食”而缺乏的營養(yǎng)物質(zhì),以解決其矛盾。茶葉中的各種豐富的營養(yǎng)成分,提神生津的藥理功能,自然使其成為僧侶們最理想的飲料。中國是世界茶葉的故鄉(xiāng),產(chǎn)茶、飲茶歷史十分悠久。相傳4000多年前,“神農(nóng)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這說明茶的最初功能是藥用療病。《神農(nóng)本草》說:“茶葉苦,飲之使人益思,少臥,輕身,明目。”東漢名醫(yī)華佗在《食論》中也說:“苦茶久食,益意思。”世界茶壇宗師,我國唐代茶葉科學家陸羽在《茶經(jīng)》中對茶的性能與功能作了高度概括,指出:“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有“解渴生津、止痛去煩、舒筋活骨、明目等功效,宜于精行儉德之人”。僧侶畢生修行以求功德圓滿,自然屬于“精行儉德之人”,故最適宜于飲茶。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對茶有益于人體健康均有許多論述,“飲茶養(yǎng)生之術(shù)”由此逐漸形成??梢?,飲茶是最符合佛教道德觀念的。茶的“養(yǎng)生”、“清思助談”之功效遂成為佛與茶結(jié)緣的最初與最佳媒介。
不過,在漢代,中國人飲茶尚不普遍。茶僅是皇家、貴族及士大夫的一種高雅消遣。加之,初入中國的佛教,因語言文字的障礙及中外文化的巨大差異,一下子難以為中國人理解、吸收,以為佛教只是與道教、神仙等差不多的東西。佛教作為外來文化也樂得中國人如此誤解以利傳播。但漢代佛教對中國影響不大,與尚未普及的飲茶也就更談不上有何關(guān)聯(lián)了。
佛教坐禪飲茶,有明確文字記載,可追溯到晉代。是時,清談之風盛行,玄學占上風,佛教便與玄學攀關(guān)系,相表里。一些人把佛學與老莊比附教義,甚至把一些名僧與竹林七賢之類相比。為布道,僧侶們樂與道士、文人名流相交往。因道士、文人皆愛喝茶,清談家也愛喝茶,于是僧侶們也開始飲茶。東晉懷信和尚在《釋門自竟錄》中說“跣足清談,袒胸諧謔,居不愁寒暑,喚童喚仆,要水要茶。”這是我國僧人飲茶的最早記載。又據(jù)《晉書"藝術(shù)傳》載,東晉敦煌人單道開在后趙都城鄴城(今河北臨漳)昭德寺修行時,室內(nèi)坐禪,不畏寒暑,晝夜不眠,誦經(jīng)40多萬言,經(jīng)常用飲“茶蘇”的辦法來提神防睡,補充營養(yǎng)。這說明此時寺院打坐已開始飲茶。
南北朝時期,佛教有了很大發(fā)展,開始擺脫先前依附中國原生文化的地位,以獨立的面目出現(xiàn)。但就飲茶一事,佛教仍未有什么新的創(chuàng)舉,僧人飲茶仍然停留在養(yǎng)生、保健等藥用與自然物質(zhì)功能時期,并未與自己的思想、教義相聯(lián)系。而此時,中國茶文化已開始萌芽,文人以茶助文思,政治家以茶養(yǎng)廉對抗奢侈之風,帝王以茶祭祀。早期促進茶文化思想萌芽的是儒家,道家、佛教落后了一步。只有當中國化的佛教禪宗出現(xiàn)之后,佛理與中國茶文化的結(jié)合才有了可能。
二、“明心見性”,以茶助禪,“茶禪一味”
中國茶文化形成于唐代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佛教的大發(fā)展。作為一種外來的宗教文化,佛教要想在中國生根、發(fā)展,必須尋求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jié)合的辦法,否則無法生存。于是,出現(xiàn)了天臺宗、華嚴宗等與中國思想文化相接近的宗教,但均不如禪宗中國化得徹底。禪宗是中國化的佛教。禪,梵語作/禪那”,意為坐禪、靜慮。其主張包括:以坐禪修行的辦法,“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即說,心理清靜沒有煩惱,此心即佛。這種辦法實際與道家打坐煉丹接近,也有利于養(yǎng)生;與儒家注重內(nèi)心修養(yǎng)也頗接近,有利于凈化思想。逢苦不憂,得樂不喜,無求即樂,這也與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接近。后來,禪宗第六代傳人慧能又將其進一步中國化,主張“頓悟”,即心下清靜空無即是佛。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也。這自然符合中國人的愿望。他又主張“相對論”,與道家陰陽輪轉(zhuǎn)思想相接近,也為儒家的中庸思想所容納。他還主張佛在“內(nèi)心”,過多的造寺、布施都算不得真功德,在家也可以念佛,不必都出家為僧。這對統(tǒng)治者來說,免得寺院過多與國家爭土地、爭人口、爭賦稅;對一般人來講,修行也容易做到;對佛門弟子來講,可以免去諸多清規(guī)戒律,比較貼近正常人的生活。故而禪宗得以迅速發(fā)展。尤其是中唐以后,士大夫朋黨之爭日趨激烈,禪宗給苦悶的士大夫指出了一個解脫的辦法,又可以不必舉行什么宗教禮儀,便可作一個自由自在的佛教教徒,何樂而不為?于是,佛教徒與飲茶的士大夫終于在精神上找到了相通之處。自此,佛理與茶理也才有機結(jié)合起來了。
從哲學上看,禪宗主張“頓悟”即“明心見性”。茶能使人心靜,不亂不煩,有樂趣,又有節(jié)制,與禪宗變通佛教規(guī)戒相適應(yīng),以茶助禪,最后達到“茶禪一味”的精神境界。古代文獻中有許多唐朝僧人種茶、采茶、飲茶的記載。陸羽本人就出身佛門,當過十來年的小和尚。他的師傅積公大師也是個茶癖。他的好友,著名詩僧皎然極愛茶。皎然的詩多處描繪他與陸羽共同采茶、制茶、品茶的情景,因此,陸羽的茶文化思想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許多佛教原理。他所撰寫的世界第一部茶葉專著《茶經(jīng)》一問世,中國茶文化的基本構(gòu)架也就大致確定,突出反映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特點,首次將我國儒、道、佛的思想文化與飲茶過程融為一體,首創(chuàng)中國茶道精神。其中,佛教從茶中“了卻苦難,得悟正道”,謂之“茶道”,形成中國茶文化中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佛教茶文化。隨后經(jīng)歷代僧侶們的不斷補充和發(fā)展,中國佛教茶文化更加走向豐富,走向社會。
唐朝是中國佛教茶文化的形成時期,許多高僧對此作出了重要貢獻。譬如從諗禪師常住趙州觀音寺,由于嗜茶成癖,因此,每說話之前總要說聲“吃茶去”?!稄V群芳譜》引《指月錄》載道,有兩個和尚欲師從從諗禪師,禪師問他們以前到過觀音寺否?一個說沒有到過,一個說到過。對此截然相反的回答,禪師卻都要求他們“吃茶去”認為只要吃茶,就能/悟道”,就能佛理與茶道一并得悟。自此,“吃茶去”便成為禪林法語。再如,由于禪宗的變通,致使唐代文人學士在家念佛者日眾,于是儒、佛、茶三位一體,有利于佛教茶文化的發(fā)展。著名詩人白居易一生愛茶,以茶養(yǎng)生,助文思。有人統(tǒng)計,白居易晚年又喜與佛道交往,自稱“香山居士”。居士是不出家的佛門信徒。從他的大量詩作中,我們不難看到他對茶的嗜好及其對茶理、佛理的融會貫通。例如他在《何處堪避暑》一詩中寫道:“游罷睡一覺,覺來茶一甌”,“從心到百骸,無一不自由,” “雖被世間笑,終無身外憂。”以茶陶冶性情,于憂憤苦惱中尋求解脫。
三、佛教對中國茶文化的貢獻
茶文化是物質(zhì)文化與精神文化之間的中介文化。茶對于人來說,首先是以物質(zhì)形式出現(xiàn),并以其養(yǎng)生保健的實用價值發(fā)生作用,倍受人們歡迎;在中國,當茶發(fā)展到一定時期便被注入深刻的文化內(nèi)容,產(chǎn)生精神和社會功用。飲茶藝術(shù)化,使人得到美妙精神享受,是為茶藝;茶藝中貫穿儒、道、佛諸家的深刻哲理與高深思想,這不僅是人們相互交往的手段,而且使人達到修生養(yǎng)性的目的,是為茶道。循此思路,佛教對中國茶文化的貢獻主要在于:
第一,僧侶大量飲茶、植茶,為普及飲茶、推動中國茶葉生產(chǎn)的發(fā)展作出了貢獻。要使茶成為社會文化現(xiàn)象,首先要有大量的飲茶人。唐代佛教發(fā)達,僧人云游天下,比一般人傳播茶藝更快。唐人封演所著《封氏見聞記》載:“南人好飲茶,北人初不飲。開元中,泰山靈巖寺有降魔師大興禪。教學禪,,皆許飲茶,人自懷挾,到處煮飲。從此轉(zhuǎn)相仿效,遂成風俗。”僧人飲茶,獲清心保健之功效,故其多長壽。據(jù)宋錢易《南部新書》記載,唐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時,東郡進一僧年120歲,唐宣宗召問其長壽之秘,僧對曰:“臣少也賤,素不知藥,性本好茶,到處唯茶是求,或出亦日過百余碗,如常日亦不下四、五十碗。”佛教寺院多建在群山環(huán)抱的幽谷深處,那里生態(tài)條件優(yōu)越,十分適宜茶樹生長,這就為愛飲茶的僧侶們植茶提供了條件。《廬山志》載,早在晉代,廬山上的“寺觀廟宇僧人相繼種茶”。僧人植茶十分講究精耕細作,故唐代許多名茶出于寺院,如/普陀佛茶”一直到明代,僧人們種植相傳不斷。“天下名山僧侶多”,“自古高山出好茶”,反映了名茶與佛教的天然因緣。
第二,“茶禪一味”,創(chuàng)造了飲茶意境,佛教茶文化成為中國茶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佛教對中國茶文化的主要貢獻。僧侶們飲茶如果只停留在養(yǎng)生提神、清思助談的階段上,則佛教遠談不上對中國茶文化的貢獻。隨著禪宗及中國茶文化的興起,僧侶們飲茶開始由茶的養(yǎng)生醫(yī)療物質(zhì)功能向佛理與茶道相結(jié)合的文化精神功能過渡,通過對飲茶意境的營造,把禪的哲學精神與茶道精神有機結(jié)合起來,茶禪一味。在我國歷史上精于茶事、工于茶藝、樂言茶道的高僧不乏其人。唐代著名詩僧皎然,一生愛茶,作有許多茶詩。他特別推崇其十世祖謝靈運,中年參謁諸禪師,得“心地法門”,把禪學、詩學、儒學三位一體來理解。他在《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一詩中詠道:“一飲滌昏寐,情思爽朗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清塵;三碗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所謂道者,事物的本質(zhì)與規(guī)律也。得道,即把握本質(zhì)規(guī)律。皎然希望通過飲茶把自己與山水、自然和宇宙融為一體,在飲茶中求美妙的韻律,精神爽朗。這與禪宗的“靜心”、“頓悟”思想相一致。在飲茶中得到一種精神寄托,也是一種“悟”,故言飲茶者可以得道,茶中有道,佛理與茶道即合二為一。宋代的南屏禪師,深通茶事,自稱對茶“得之于心,應(yīng)之于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能對茶“得心應(yīng)手”者,必是精于茶道之人。
因為飲茶成了寺院佛事活動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所以,到唐宋時期,我國寺院中也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莊嚴肅穆的茶禮和茶宴。在僧侶多達千人的茶宴上,要坐談佛經(jīng),也談茶道,并賦詩。茶宴有一定程式,先由主持僧“調(diào)茶”,以表對全體佛眾的敬意。然后由僧人一一獻給賓客,稱“獻茶”。賓客受茶后聞香品嘗,再評茶,稱贊茶葉好,主人品德高。這樣把佛教清規(guī)、飲茶禮儀與佛學哲理人生觀皆融為一體,開辟了中國茶文化的新途徑。
第三,為中國茶文化走向世界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文化是沒有國界的。中國茶文化在唐宋以后不僅占領(lǐng)了整個東亞文化圈,而且在15世紀以后逐漸傳到歐洲,傳向世界各地。第一個從中國學習飲茶并把茶種帶回日本的是唐朝時日本學僧最澄。第一個把中國禪宗茶道帶回日本的又是日本僧人榮西。其所著的《吃茶養(yǎng)生記》奠定了日本茶文化的基礎(chǔ)。元明時期,日本僧人仍不斷來華,繼續(xù)將中國植茶、制茶、飲茶技術(shù)和茶道精神等方面引進,并根據(jù)自己的民族特點加以改造,形成聞名世界的日本茶道文化。中國茶文化傳入朝鮮約在公元7世紀的新羅時期,在朝廷的宗廟祭祀與佛教禮儀中運用了茶禮。
中國茶文化與佛教的關(guān)系
中國茶文化從一誕生起就與佛教有著不解之緣,在佛教昌盛的唐代,僧眾們非但飲茶,且廣栽茶樹,采制茶葉。僧人喜茶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因為在僧人的打坐修行中,佐之以清茶,有提神、清腦等功效,可以防止打坐中“昏沉”、“掉舉”等不良情況的出現(xiàn)。另外,由于佛教有“禪遍一切處”、“佛性不離當下”等思想,許多高僧往往借茶論道、在傳播禪的精神的時候用茶做“標月手指”,進而產(chǎn)生了許多諸如“吃茶去”“禪茶一味”等品茶與佛教精神之間的文化交叉點。這就使飲茶這種行為,成為了一種具有文化內(nèi)涵的活動,原本只是一種飲料的茶,也逐漸成了一種有東方特色的文化載體。
寺院飲茶不單純是為了解渴,它已經(jīng)升華為人們對某種精神境界的追求。飲茶可使我們輕松寧靜,自在喜悅,滌除我們的凡塵雜念,使我們得以身心安然。正所謂“為飲滌塵煩”是也。佛教也是為了滌凈心靈之凡塵,以求得明心見性、了脫生死的目的。所以,單就此目標而言,佛教與茶有著某種精神的契合。因此,自古僧人喜好飲茶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據(jù)《茶經(jīng)》記載,僧人在兩晉時即以敬茶作為寺院待客之禮儀。到了唐朝,隨著禪宗的盛行,佛門嗜茶、尚茶之風也更加普及。寺院茶禮包括供養(yǎng)三寶、招待香客兩方面。中晚唐時的百丈懷海和尚創(chuàng)立了《百丈清規(guī)》后,寺院的茶禮便趨于規(guī)范。在清寂、古樸的禪堂內(nèi),以茶敬佛,以茶清心,以茶待客,所謂“焚香引幽步,酌茗開凈筵。”唐朝時禪僧的傳記和語錄如《五燈會元》中,還有諸多關(guān)于茶的記錄,多是以茶為問答應(yīng)對,以求悟明心性??梢姴璧淖饔迷谏松钪械纳钊?。由于僧人在當時的文化階層中的社會地位和文化地位都很高,一些士大夫階層、文化名流甚至官員商人都以結(jié)交優(yōu)秀的僧人為榮,效仿寺院中僧人的生活方式被當作非常清雅和高貴的象征,而僧人又常以自家種植的茶來待客、饋贈,從而帶動了中國人的飲茶之風。
在我國南方,幾乎每個寺廟都有自己的茶園,而眾寺僧都善采制、品飲。所謂“名山有名寺,名寺有名茶”,名山名茶相得益彰,著名佛教寺院多出產(chǎn)名茶。與茶文化淵源很深的寺院也有不少。
日本藥用茶的淵源之地——天臺山萬年寺萬年寺位于浙江省天臺縣萬年山麓,發(fā)端于東晉,始建于唐。南宋時曾列入“五山十剎”,興極一時。宋孝宗問:“天下名山名寺哪里最好?”學士宋之端答到:“太平鴻福,國清萬年”,可見萬年寺非同一般。根據(jù)日僧實地描繪的寺圖,當時共有40多處殿堂寮室。寺前有宋初建造的六角形寶塔和放生池。以后歷經(jīng)興廢,到清代乾隆、嘉慶年間,一次剃度,還動輒五百人。
萬年寺在中外茶文化交流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日僧榮西、道元先后來此求師學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榮西禪師(1141-1215)曾兩度來到我國。榮西第一次來我國是在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在明州(今寧波)天童寺阿育王寺和天臺山萬年寺虛閹為師,直到1191年回國。
榮西回國后,除了研究佛教經(jīng)典外,還帶回宋時的飲茶風習,他以極大的興趣研究茶的功能,并把由天臺山和四明山帶回來的茶籽在日本種植。進而根據(jù)我國寺院的飲茶方法制定寺院的飲茶儀式。在他晚年著的《吃茶養(yǎng)生記》中,說茶是“貴哉茶乎,上通諸天境界,下資人倫矣。諸搖各為一病之藥,茶為萬病之藥”。還稱茶是“上天的恩物”,“圣藥之本源”。從而,使茶在日本很快傳播開來。
入詩名茶的故鄉(xiāng)——當陽玉泉寺玉泉寺,以奇洞怪石、曲溪名泉、四季蘢蔥、景色佳麗而素負“三楚名山”之譽。山中產(chǎn)的茶葉、以外形如掌、色澤銀光隱翠、香氣清香淡雅、湯色微綠明亮、齒頰留香、回味無窮而成唐代名茶。玉泉寺位于湖北省當陽市西玉泉山東麓,為中國“四大叢林”之一,創(chuàng)建于隋開皇(581~600)年間。佛教天臺宗的祖師智者大師曾在這里著述了著名的天臺三大部。傳說也是關(guān)羽關(guān)云長皈依佛教的地方。寺前的珍珠泉水,甘甜清冽,配上玉泉山的茶葉,其味尤妙。
唐代大詩人李白曾作《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一詩,說的就是這種茶,這是在中國茶文化發(fā)展史上第一首以“名茶入詩”的詩篇。其詩如下:《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余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咧卸嘤袢涣?,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鴉(一作鴨)。按仙經(jīng)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后,體白如雪,棲則倒懸。蓋飲乳水而長生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余歲,顏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異于他者。所以能童振枯,扶人壽也。余游金陵,見宗侄位置中孚,示余茶數(shù)十片。拳然重迭,其狀如手,號為仙人掌茶。蓋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末覿,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fā)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白也。
常聞玉泉山,山洞多乳窟。仙鼠白如鴉,倒懸清溪月。茗生此石中,玉泉流不歇。根柯灑芳津,采服潤肌骨。叢老卷綠葉,枝枝相接連。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舉世未見之,其名定誰傳。宗英乃禪伯,投贈有佳篇。清鏡燭無鹽,顧慚西子妍。朝坐有余興,長吟播諸天。
詩人提到的中孚,是李白的族侄,又是玉泉寺僧,他深通佛理,善于詞翰,尤喜品茶。所以,每年清明前后,總要小沙彌于寺左的乳窟外采摘鮮嫩的茶樹新梢,制成仙人掌茶,以供奉過往香客。中孚后云游至金陵(今南京)棲霞寺,拜見族叔李白時,禮送仙人掌茶。李白愛不釋手,欣然命筆,遂成這篇詠茶名篇。這種心理,李白在詩的《序》中寫的非常清楚。
古茶文化的見證之地——扶風法門寺法門寺位于陜西省扶風縣法門鎮(zhèn),以保存佛指舍利而成為當今世界佛教的祖庭。據(jù)佛典和有關(guān)資料記載,法門寺始建于“西典東來”的東漢時期,初名阿育王寺,唐代改名為法門寺,并進而成為著名的皇家佛寺。其旁的十三級“閣樓式”磚塔,修建于明萬歷年間,在經(jīng)歷了357年風雨后,于1981年因雨水浸潤而半邊坍塌。1987年在重修磚塔,清理塔基時,發(fā)現(xiàn)了唐代地宮,從而使珍藏了1100余年的唐皇室瑰寶佛指舍利得以重新面世。
在數(shù)以千計的供奉物中,有一套唐代皇室使用過的金銀茶具,乃是目前世界上等級最高的茶具。它們均為皇室御用的珍品。
《物帳碑》載:“茶槽子,碾子,茶羅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兩”。又從茶羅子,碾子,軸等身鏨文看,這些器物于咸通九年至是二年制成。同時,在銀則,長柄久,茶羅子上都還有器成后以硬刻劃的“五哥”兩字。而“五哥”乃是唐皇宮對僖宗小時的愛稱,表明此物為僖宗供奉,此外,還有唐僖宗供奉的三足銀鹽臺和籠子,由智慧輪法師供奉的小鹽臺等。這次出土的茶具,除金銀茶具外,還有琉璃茶具和秘色瓷器茶具。此外,還有食帛,揩齒布,折皂手巾等,也是茶道必用之物。
這批出土茶具,是唐代飲茶之風盛行的有利證據(jù),也是唐代宮廷飲茶文化的集中體現(xiàn)。
日韓茶種的祖庭——天臺山國清寺國清寺創(chuàng)建于隋開皇十八年(598年),位于浙江省天臺山南麓,這里五峰環(huán)抱,雙澗縈流,古木參天,伽藍巍峨,是中國佛教天臺宗的發(fā)祥地,也是日本和朝鮮半島佛教天臺宗的祖庭,與山東長清靈巖寺,江蘇南京棲霞寺,湖北當陽玉泉寺并稱“天下四絕”。這里也是濟公活佛出世的地方。天臺宗弘傳日本,與日本“遣唐使”關(guān)系密切。唐順宗永貞元年(804年)日僧最澄帶著弟子義真,到達大唐明州(寧波)海岸,經(jīng)臺州,直登天臺山國清寺學佛。次年回國時,帶回天臺宗經(jīng)綸疏記及其它佛教經(jīng)典的同時,還帶去茶籽。后在日本依照天臺國清寺式樣設(shè)計建造了延慶寺,還在近江臺麓山試種茶樹,當為日本種茶之始。
中韓兩國佛教的友好交往源遠流長,早在南陳時,新羅僧緣光即于天臺山國清寺智者大師門下服膺受業(yè),隨著天臺山宗佛教的友好往來,飲茶之風很快進入朝鮮半島,并很快從禪院擴展到民間。公元十二世紀后,新羅德興王又派遣唐使金氏來華,其實唐文宗賜予茶籽,朝鮮開始種茶。從此,飲茶之風很快在民間普及開來。
總的來說,國清寺對中國茶葉東傳,特別是日本,韓國的飲茶與種茶,起到重要的作用。
日本茶道的重要源頭——徑山寺徑山寺不僅以徑山茶宴聞名于世,而且徑山寺作為日本禪宗的重要發(fā)源地,對日本禪宗發(fā)展影響至深。
日本禪宗圣一派開山辯圓圓爾,佛光派開山無學祖元,宗覺派開山兀庵普寧是起弟子。祖元的佛光派在鐮倉、室町時期影響極大,其弟子一翁院豪也于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入宋到徑山無準禪師處參禪。大休派開山正念,無象派開山靜照嗣法于徑山寺的石溪心月,大應(yīng)派開山南宗紹明在徑山萬壽禪寺從虛堂智遇受法。
大覺派開山蘭溪道隆曾到徑山參問無準師范,癡絕道沖,曹洞親之祖道元曾到徑山參問浙翁如錟,日本禪宗始祖,千光派開山榮西和法燈派開山無本覺心都曾到過徑山。宋理宗開慶元年(1259年),日本南浦紹明禪師來徑山寺求學取經(jīng),拜徑山寺虛堂禪師為師。學成回國后,將徑山茶宴儀式,以及當時宋代徑山寺風行的茶碗一并帶回日本。在此基礎(chǔ)上,結(jié)合日本國情,使日本很快形成和發(fā)展可以茶論道的日本茶道。同時,將從天目山徑山寺帶過去的茶碗,稱之為“天目茶碗”,在日本茶道中使用。至今,在日本茶道表演過程中,依然可以見到當年從中國帶去的“天目茶碗”的蹤影。
中日禪僧在把中國禪宗傳入日本的同時,也把中國寺院的茶禮,特別是把徑山寺的“斗茶”“點茶”“茶會”“茶宴”傳入日本。這中間,榮西、南浦紹明、道元、清拙正澄等尤有殊功。日本《類聚名物考》記載:“南浦紹明到余杭徑山寺濁虛堂傳其法而歸,時文永四年。”又說:“茶道之起,在正中筑前崇福寺開山南浦紹明由宋傳人。”日本的《續(xù)視聽草》和《本朝高僧傳》都說:南浦紹明由宋歸國,把“茶臺子”“茶道具”帶回崇福寺。
可以說,日本茶道源于中國茶道,徑山寺茶禮是日本茶道的重要源頭。
茶圣勞作的千年古剎——南京棲霞寺棲霞寺位于江蘇省南京市東北,棲霞山中峰西麓。建于南齊永明元年(483年),為中國叢林“四絕”之一。中國第一首以“名茶入詩”的詩篇,既是唐代詩人李白在棲霞寺居留期間所做的《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唐代詩人皇甫冉在《送陸鴻漸棲霞寺采茶》中稱:“采茶非,遠遠上層崖”說的是唐代陸羽在寺旁采茶的情景。對此,明人李日華在《六研齋二筆》有注釋:“攝山棲霞寺,有茶坪,茶生榛莽中,非經(jīng)人剪植者。唐陸羽如山采之,皇甫冉再作詩送之云。”清代乾隆《江南通志》載:“江寧天闋山茶,香氣俱絕。城內(nèi)清涼山茶,上元東鄉(xiāng)攝山茶,味皆香甘。”其寺周圍,現(xiàn)為著名的雨花茶產(chǎn)地。
古往今來,棲霞寺一直蘊涵著茶文化的意境,與茶結(jié)緣。
佛地頌茶的勝地———景寧惠明寺惠明寺位于浙江省景寧縣赤木山,其寺建于唐咸通二年(861年),四周有茶。當時,所制的茶葉,以寺僧制作的最為精良。據(jù)清同治《景寧縣志》載:茶,隨處有之,以產(chǎn)惠明寺大祭者為佳。”據(jù)民國《景寧縣續(xù)志》記載:“茶葉,各區(qū)皆有,惟惠明寺及祭頭村出產(chǎn)尤佳,民國四年得美利堅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一等證書及金制獎?wù)?,全邑輸出額歲約達四五萬斤”。民國《調(diào)查浙江麗水等八縣報告書》也有記載:“景寧縣:景邑植物之出產(chǎn)……茶葉次之,歲出約達兩萬斤上下,而品質(zhì)甚佳,去歲巴拿馬賽會時,曾獲一等獎金章。”
惠明寺,以寺?lián)P茶,又以茶揚寺,是佛地頌茶的勝地之一。
中國禪茶文化發(fā)源地——趙州柏林禪寺柏林禪寺坐落在河北省趙縣縣城(古稱趙州)東南角,與“天下第一橋”趙州橋遙遙相望。它最早建于漢獻帝建安年間(196-220),古稱觀音院,南宋為永安院,金代名柏林禪院,自元代起即稱柏林禪寺。這座古剎雖幾經(jīng)興衰,卻仍然香火綿延、高僧輩出。據(jù)僧傳記載,著名的譯經(jīng)大師玄奘在西行印度取經(jīng)之前,曾來此從道深法師研習《成實論》。晚唐時,禪宗巨匠從諗禪師在此駐錫四十年,大行法化,形成影響深遠的“趙州門風”,柏林禪寺因此成為中國禪宗史上的一座重要祖庭。趙州禪師(778-897),法號從諗,是禪宗史上一位震古爍今的大師。雖然道譽四布,并有燕趙二王的供養(yǎng)護法,但他的生活卻十分樸素清貧。他的“繩床一腳折,以燒斷薪用繩系之”。他經(jīng)常是“褲無腰,褂無口,頭上青灰三五斗。土塌床,破蘆席,老榆木枕全無被”。禪師正是在這種艱苦的生活環(huán)境中弘傳祖師心印,接引四方學人。膾炙人口的“吃茶去”“洗缽去”“庭前柏樹子”“狗子無佛性”等公案不僅啟悟了當時的許多禪僧,而且流傳后世,廣泛的被茶道學者引用和研究,歷久彌新。
趙州是‘趙州茶’的發(fā)源地,是禪茶文化的發(fā)源地,是當代生活禪的發(fā)源地,2005年柏林禪寺舉辦“天下趙州禪茶文化交流大會”,來自世界各地的禪茶學者云集趙州。柏林禪寺老方丈、中國佛教協(xié)會副會長、因?qū)w州祖庭的復(fù)興及推動中韓禪茶文化交流所做貢獻而榮膺“第九屆韓國茗園茶文化獎”的凈慧老和尚,此前在邢臺三劍茶藝館與河北茶文化專家舒曼、項春霞、尹紀周等一起提出了代表中國禪茶文化精神的四個字“正、清、和、雅”,并在這次會議上公之于世,得到了與會專家學者們的肯定和支持,此舉在中國茶文化發(fā)展史上書寫了重要的一筆。為茶文化的進一步升華,對于茶文化如何更好地與禪文化結(jié)合,也提供了一個歷史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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