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五年閱讀筆記3篇
萬歷十五年閱讀筆記3篇
萬歷十五年閱讀筆記1
《萬歷十五年》這本書介紹了萬歷皇帝在位時期的政治，軍事，文化，三個因素所決定的明朝走向沒落的原因。政治上皇帝實質上并沒有實權，因為經過近200年的發(fā)展，明朝的內閣權利非常強大，甚至到可以和皇帝抗衡的地步。其中最為代表的是張居正。歷史上對這個人褒貶不一，一方面他推出的新政很大的促進了明朝整體經濟，軍事，方面的發(fā)展。另一方面，這個人是一個大貪官，他死后從家里搜出10余萬兩白銀，政治方面他極力推崇自己的黨羽，極力的排斥異黨。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師， 他極力得皇帝和皇太后的信任。當張居正死后被查出種種劣跡，萬歷皇帝傷心了，自己的老師如此的虛偽，從此他由一個勵精圖治的皇帝變成一個沉迷于后宮美色的君主。因為他看清楚了一點--------無論張居正，還是后來的內閣首府申時行，都代表的是文官集團的利益。文官集團的利益于皇權一向對立。萬歷皇帝深知自己不能夠改變這個已成的制度，索性不管不問任文官集團自己爭斗。
軍事上明朝的軍事相對于外族還是較強的，但是建軍制度上文官的權利比武官大;禁軍的數(shù)目比戍邊軍隊的數(shù)目多;軍餉朝廷播下來大多數(shù)都是發(fā)不到士兵手里的。這種朝代末期亡朝的表現(xiàn)在萬歷年間得到了種種體會。但是如果文官和武官搭配良好就會有例外，明朝除了開國有著名的將軍，這個朝代有且僅有的民族英雄就是戚繼光。可以說他的成功，和他的上司譚綸，頂級上司張居正不無關系。如果不是張居正極力推舉戚繼光，可能他的抗擊倭寇的事業(yè)沒有這么順利。當然他本人也是出色的將領。據《神宗實錄》中談到戚繼光在戰(zhàn)爭前3天徹底研究對手，思索著每一個細節(jié)。他練兵嚴格，經常搞動員大會，賞罰分明。再一個，他對兵源也有限制，只招農民。
文化上基本上都是八股文，大文豪基本上和內閣的大學士關系不好，因此大多境遇不好，這里不詳談。
萬歷十五年，即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全部出動征伐英國的前一年，是努爾哈赤統(tǒng)一女真族的同一年。從中國歷史上來看，是明朝走向衰敗的標志時間。
我想此書給我最大的收獲不是歷史知識，而是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歷史。
萬歷十五年閱讀筆記2
因為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犢。
施政的要訣，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針為主，以道德為一切事業(yè)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務是促進文官之間的互相信賴與和諧。此亦即鼓舞士氣，發(fā)揮精神上的力量。
所以一個人的進學中舉，表面上似乎只是個人的聰明和努力的結果，實則父祖的節(jié)衣縮食，寡母的自我犧牲，賢妻的茹苦含辛，經常是這些成功的背景。
首輔申時行雖然提倡誠意，他對理想與事實的脫節(jié)，卻有一番深切的認識。他把人們口頭上公認的理想稱為“陽”，而把人們不能告人的私欲稱為“陰”，調和陰陽是一件復雜的工作，所以他公開表示，他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達到這個低標準，已經需要一番奮斗，如果把目標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實事求是了。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開的私欲是不可能的。
文官的雙重性格：即雖稱公仆，實系主人：有陽則有陰。
在他前任8個首輔中，只有李春芳和張四維可謂能全始終，其他翟鑾、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和張居正6人，或遭軟禁，或受刑事處分，或死后仍被追究。表面看來，所有處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實所有案件，無一不產生于文官集團中的矛盾。
為什么張居正這樣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擺在他個人的嚴格監(jiān)視之下，并且憑個人的標準加以升遷或貶黜，因此嚴重地威脅了他們的安全感。這些官員之間關系復雜，各有他們的后臺老板以及提拔的后進。他們又無一不有千絲萬縷的家族與社會關系，因之得罪了一個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國。這正如他同年王世貞所說，張居正一套偏激的辦法，是和全國的讀書人作對。
申時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勵誠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動地各盡其能地補救罅隙。
萬歷十五年閱讀筆記3
《萬歷十五年》，黃仁宇;《1587,a Year of No Signnificance》,Ray,Huang.1981，耶魯大學出版社;中華書局
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
透過萬歷十五年的歷史，折射出整個明朝從開朝到亡朝的縱貫的歷史，甚至整個封建王朝得以運作的整套文官機制。大歷史觀不同于以往的寫史的方法，不局限于對一事一人的描述、評價和對前朝的總結，更著重于某件事情對以后、未來政治走向的判斷、分析、預測，即“望遠鏡”。這樣就把歷史寫活了，某件看似平常無奇的小事，卻像潛伏的蝴蝶效應一樣，間接的深刻的影響整個王朝的大廈，黃先生通過運用歷史規(guī)律，把前因后果的脈絡清晰的展現(xiàn)給我們，讀來淋漓盡致，茅塞頓開，令人拍案叫絕。也有細致的解剖一件事情的各項因素，于細微處見人情。這種活生生的史事，不再冷冰冰，因為有了具體人物性格的分析，人情世故的表露，對支撐封建王朝運轉的道德層面上的分析，讀者產生共鳴。
或許，這種大歷史觀，已經不能嚴格的叫做“歷史”，因為書中總是以當前的角度來分析對將來的影響，但這并不影響他的學術成就，讀者的喜愛，反而這種方法更符合歷史愛好者站你 在現(xiàn)在去回顧歷史的習慣和借古諷今、以史為鑒的功能性作用。
道德到底是個什么層次?
在現(xiàn)實生活中，對道德的作用我總是感到疑惑。從對歷史上一些諸如雷鋒、譚千秋等道德楷模的印象的破產，到對執(zhí)政黨處于宣傳的需要惡化、創(chuàng)造一些歷史或丑化、妖魔化一些任務;從對如今時事政治的不滿、社會不公的痛斥、到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懷疑，我有段時間陷入了信任的迷失，懷疑一切，否定一切，排斥一切的所謂教化，對傳統(tǒng)的儒家道德進行反思，對以前無意識的被動接受傳統(tǒng)道德進行審視。
《萬歷十五年》中,道德對整個政治的影響高度極大彰顯。
他認為中國古代法律的特點是：”道德與法律的界線不清，凡是道德思想載于經義但未列入法典或者法典有規(guī)定但與經義不符合的，經義的效力往往等于或高于法律;法律與習慣的界線不清，法律符合習慣的很多，法律未規(guī)定的錢債、田土、戶婚等大都適用習慣;司法官權限大，一方面可按法律以外的經義判案，另一方面又可比照律文科罪(科比);同時，律外有例，例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文，律文的規(guī)定，即使在當時也往往并不都是現(xiàn)行法。因此，他從民主與法制角度出發(fā)，認為非引進西方的法律不可。”
眾所周知，我國古代的傳統(tǒng)思想是儒釋道，可謂是整個中華文明的概括，尤其是儒家思想，影響至遠，至深。儒家的三綱五常理念：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要求為臣、為子、為妻的必須絕對服從于君、父、夫，同時也要求君、父、夫為臣、子、妻作出表率;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是用以調整、規(guī)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等人倫關系的行為準則。此外，如果說禮儀是道德的一種外在的極其隆重的作秀的表現(xiàn)形式的話，那么無微不至、極其繁瑣且程序嚴正的利益對這個古代的政治及生活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于是乎，我們可以看到在古代的政治中，皇帝作為一種政治制度，而這個制度的運轉似乎不需要多少技術性的東西，只需要按照文官集團的安排來做?；实鄹嗟氖且环N道德表率的作用。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皇帝要順應上天的意旨，這里面的“天”和外國的上帝、真主，似乎有著某些相通性的東西，有宗教的意味(每種宗教里面都有神，除佛教外)，代表著神秘的力量、不可逾越、不可違背，若事情順利、人物安康 ，則是上天施予的福祉;若災害發(fā)生、社會不安，則是上天對皇帝不作為、忤逆的懲罰，所以在這種宗教似的天意下，皇帝總會經常舉行超大的鄭重的祭天典禮，包括前期的一些齋戒，還有祈雨，是其誠心、道德教化的體現(xiàn)。這種天的作用，也深刻的影響著中國的每個家庭，比如擬人化的“老天爺”，甚至于對清廉正義的官員的稱譽為“青天”。
第二：皇帝要效仿祖先，所謂法古不變。還要遵從長輩，以體現(xiàn)作為道德衡量標準的很重要因素的“孝”。這個不僅在高層政治上有重要影響，而且對整個中國社會精神的建構、人口的延續(xù)發(fā)展、倫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等都有廣泛的深入骨髓的影響?；实墼谟讜r，就要學習列祖列宗的事跡、成就、治國的方略，在執(zhí)政以后也要步步亦趨的保守祖先已經制定或施行的后代沿襲的所謂規(guī)章規(guī)則。當然，這并非所謂保持法律的相對穩(wěn)定性，而是道德的強制性要求。
第三：皇帝要以身作則，起到表率作用，方能教化臣民?；实厶幱诮y(tǒng)治結構的金字塔的頂端，其一言一行，不再是個人的小事，而是在道德的彰顯下成了關系社稷蒼生的大事，以個人道德教化民眾，道德成了一件萬能的公用的東西。在道德支撐起這個社會大廈的情況下，人們形成了思想的惰性與模糊性，以技術性的東西代替道德性的東西，比如對一個人的評價，不是去看他所處的境況，他做了那些事，只是簡單的武斷的貼上標簽：這個人是好人，那個人是壞人，于是乎看似神秘敬畏的漫長的復雜的一生被一個字給了解了，實在是心酸、可笑。
而對于整個文官系統(tǒng)的運行，道德亦起著重要的作用。
以前的選拔人才的制度有“察舉制”，顧名思義，按照仁義孝悌的儒家標準，考察這個人的行為，傳統(tǒng)意義上的“道德高尚”者就被舉薦為技術性很強的官員，來處理像訴訟、治水這些技術性很強的事物。這種辦法先不說效果怎么樣，就是選拔的過程似乎也可挑剔。道德，我們知道，是意識精神層面上的東西，并非是實物可看見摸著，是人們賦予的東西。而且道德這個抽象的概念，似乎很玄妙，并不是說一個人做了件“好事”，就可以說這個人是道德的，況且一套評價機制的形成，需要很長時間的社會的約定俗成和積累。再者道德可以說是一個本質性的東西，但從一個人的言行來判定，似乎不妥。以這樣一個很站不住腳的概念來作為選拔官員、治理國家、形成法制的技術，會泛道德化，沒有道德，道德蛻變成為其反義詞。借著道德的名義，大行愚昧、齷齪、不仁不義之事，似乎還頗甚囂塵上。這一點，我們目前的社會似乎又有這樣的苗頭。
有了科舉制之后，選拔人才有了公正的標準，真正成為技術性的事物。然而，我們知道整個古代社會運行的基礎便是儒家傳統(tǒng)，繁雜所謂的道德理念(魯迅批為“假道德”)，四五五經的理論，其精髓已深入到每個人的骨髓，其言行必不自覺地表露出，今天仍然這樣。人才晉升的機制考核、具體事物的處理、爭端的判定，都最終會演變成道德的問題解決。
強調一個人的“德行”，是否忠厚、正直、善良、慷慨……似乎很有道理，對人自身的修養(yǎng)、人格的健全有益。然而，細細想來，這種完全的或過重的強調道德，就不免以“道德”代替了規(guī)則。在現(xiàn)代法治國家，憲法的作用至高無上，其細分的法律規(guī)則作為具體事務的度量標準，是一個規(guī)則、秩序的社會?；蛘?，是這樣說，只有人與人之間的私德，而無全社會共識的共同遵守的公德。
道德與作秀的關系。以道德來衡量人，必然會產生作秀，有的是作秀的犧牲品。印象深刻的書中提到的“賣直”，在某件事情上的苛守規(guī)則、寧死直諫來博得一個正直的好名聲，即生前身后有一個好的道德名聲。還有好多的體恤民情等，堪稱作秀的巔峰，拿不知情的心懷感恩的愚民做炮灰，來彰顯自己，真是可恥可惡(沒有以古諷今)。而且這種作秀，可以最小的成本來最大限度的宣傳自己，而且普通老百姓還就只認這一套。這時候的道德已經成了一種裝飾，而并非發(fā)自內心的悲天憫人。
所以，盡情的道德建設吧，大搞百萬孝子工程吧，繼續(xù)的皇恩浩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