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自學成才的國學大師
關于自學成才的國學大師
近年來，還出現(xiàn)了一批以其命名的事物，如饒宗頤星、饒宗頤國學院、饒宗頤學術館、饒宗頤文化館、饒宗頤美術館、饒宗頤研究所，并在學界形成以研究饒宗頤的學術、藝術、思想為中心的“饒學”，他已成為當今國學界的明星。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自學成才
事實上，饒宗頤既非學院派，也非西洋派，而是一位受家庭濃厚的文化熏陶、自學成長的大學者。
饒宗頤出生于廣東省潮州的大富之家，其外祖父為清末進士，父親饒鍔為當?shù)刂目紦?jù)學家、工商金融界名流，饒鍔四兄弟都開了發(fā)行錢票的錢莊，周轉(zhuǎn)海外僑匯和國內(nèi)軍餉，幾代皆為潮州首富。
饒家不僅富甲一方，家學淵源更是深厚。早年畢業(yè)于上海法政大學、喜愛西洋建筑的饒鍔，在家鄉(xiāng)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藏書十萬余卷。受父親影響，饒宗頤時常浸泡在此，讀書玩耍之間，文史典籍早已爛熟于心。
家學淵源和富裕的家庭條件，使饒宗頤從小便擁有了大多數(shù)人望塵莫及的學習條件，當其他孩子都步入學堂讀書的時候，饒宗頤感覺學校的教育并不適合自己，總感覺學校教的“太膚淺”，他寧愿獨自一人躲進天嘯樓里自學。這位后來學富五車的漢學大師，是一個連初中都沒畢業(yè)的少年。
他人生的第一個導師是自己的父親。饒鍔做學問是按照清朝樸學的路數(shù)，對詩詞歌賦和佛學皆感興趣，并寫過一本《佛國記疏證》，為佛學經(jīng)典《佛國記》作注，年幼的饒宗頤充當父親的助手，為其抄寫整理，直到晚年，他仍然能背誦《佛國記》的一些段落。
在父親的悉心栽培下，饒宗頤打下了良好的傳統(tǒng)文化根基，培養(yǎng)了超強的自學能力，可謂一目十行，過目不忘。雖然再未獲得正式學校文憑，也未曾留學海外，但后來卻在海內(nèi)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國語言，還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文字，皆得益于他的自學能力。
在成名后，曾有人問他，為什么能夠成為這樣一個“超級大師”?他說超級大師不敢擔，但是能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上大學，“因為大學能夠?qū)W到的只能是一兩個門類，但是父親給我打開的天空、建立的基礎是無科不修，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做學問方法，其實是文史哲相通，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
不幸的是，饒鍔為編纂一部專以網(wǎng)羅潮州歷代文人學者的詩文學術著作及地方歷史文獻的大著作——《潮州藝文志》，花十年之功，大索遺書，鉤稽排纂，在即將編完的時候，終因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才15歲的饒宗頤，沒有讓父親的心血之作爛尾，而是秉父遺志將其完成，并連載于嶺南大學的《嶺南學報》。
這部采用新材料、新體例和新方法編撰的著作，連同他后來在核心刊物《禹貢》上發(fā)表的多篇文章，引起學界高度關注。1935年，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創(chuàng)建了廣東通志館，委任著名學者溫丹銘為主任，溫老先生隨即舉薦饒宗頤，將這位年僅18歲、初中肄業(yè)的才俊破格聘入館中，專職藝文纂修。
當時中大廣東通志館的藏書量位列全國第二，那段時間，饒宗頤幾乎將館里收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過，這段編纂地方志的經(jīng)歷，對于他后來學問多面開花起到基礎性的影響，后來他編寫的《廣東易學考》，就直接得益于此時豐富的地方志藏書資料。
福地香港
1938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的舉薦下，饒宗頤被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當時廣州已為日軍占領，中山大學被迫遷往云南澄江。饒宗頤決心繞道香港前往云南，不料途中染上瘧疾，滯留香港。
饒宗頤后來常說留在香港是他命中的緣分，因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場大病，他的命運從此發(fā)生轉(zhuǎn)折。
當時正值抗戰(zhàn)，大批內(nèi)地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轉(zhuǎn)移到香港，在香港開展各類文化活動。饒宗頤踏入香港，正是踏入了一個活躍的學術氛圍中。不多久，饒宗頤結識了后來對他影響深遠的學者王云五和葉恭綽，從而一頭扎進了國學研究的大門。
王云五是著名出版家，曾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他發(fā)明了一套四角號碼，用來查甲骨經(jīng)文，后又想在此基礎上編一本八角號碼的《中山大辭典》，年輕有為的饒宗頤成了他的助手，幫助做一些圖書記錄工作，這也使饒宗頤第一次接觸到許多經(jīng)文的甲骨書，從此開始對古文字產(chǎn)生興趣，并研讀大量的經(jīng)史子集。
葉恭綽是有名的書畫家與收藏家，曾擔任過北京大學國學館館長，建國后擔任過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當時，葉恭綽正在編《全清詞鈔》，他請饒宗頤幫忙收集清詞，這段經(jīng)歷讓其對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為后來的詞研究打下基礎。
1949年，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這一年也成為許多知識分子的轉(zhuǎn)折年。饒宗頤在一位潮商的建議下，決定移居香港，而他的家屬、孩子都留在了潮州，他后來回憶道，“要是當時回去的話，我現(xiàn)在人都可能不在了。”
從1952年開始，饒宗頤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16年，主講詩經(jīng)、楚辭、詩賦等，在英國人的統(tǒng)治之下，中國的學者沒有地位，直到離開港大，他仍然只是講師，沒有評上教授。按他的話說，“因為中國人沒有權利講話，英國人要怎么樣就怎么樣。”
好在他對身外浮名并不看重，在學術的天地里，自得其樂。這一時期，他對敦煌學、甲骨學用力最勤。與大陸學者相比，身處香港的他，不僅沒有因為各種戰(zhàn)亂中斷學術研究，甚至還可以接觸到海外的漢學研究。
1954年夏天，饒宗頤到東京大學講授甲骨文，同時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那里他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京都大學有數(shù)千片來自中國的甲骨文，但當時日本學者并沒有引起重視，饒宗頤等人在羅振玉的帶領下開展研究，后來撰寫了《日本所見甲骨錄》，這在日本可謂開風氣之先。
此后，他又在法國、意大利等地，陸續(xù)尋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1959年，饒宗頤終于出版巨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這部書以占卜人物為綱，將占卜的大事融會貫通，全面地展現(xiàn)了殷代歷史的面貌。
此書一經(jīng)出版，共有13個國家和地區(qū)發(fā)表評論，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學術界影響巨大。因為這部著作的發(fā)表，1962年法國法蘭西漢學院將“儒蓮漢學獎”頒給了饒宗頤，這個獎項被譽為“西方漢學的諾貝爾獎”。也因此，饒宗頤(號選堂)與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分別號雪堂、觀堂、鼎堂和彥堂)并稱為“甲骨五堂”。
因研究領域的相似性，又有人將其與季羨林并稱“南饒北季”，與錢鐘書并稱“南饒北錢”，但正當饒宗頤在香港和國外的學術研究風生水起的時候，季羨林被關進牛棚、掃校園，而錢鐘書在五七干校勞動或翻譯《毛澤東文選》。
“”中大陸的學者們停滯不前，饒宗頤卻在滿世界留下了腳印。要考證甲骨文，他就出現(xiàn)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學，他便去了法國;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從一個領域跨到另一個領域，且在許多領域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成績，這不能不說是托香港之福。
多學并駕
饒宗頤的研究幾乎涵蓋國學的所有領域，根據(jù)他自己的歸納，其著述可分為：敦煌學、甲骨學、詩詞、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書畫等八大門類。很難把他歸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說，“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游子”。
2009年《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在大陸出版，共計十四卷二十冊，超過一千二百萬字，包含專著八十余種，論文一千多篇。學者稱其“業(yè)精六學、才備九能”，他則以“天地大觀入吾眼，文章浩氣起太初”這樣氣勢磅礴的對聯(lián)，來表現(xiàn)其開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
其早年以治地方史志為主，中年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獻，壯年由中國史擴大到印度、西亞以至人類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則致力于中國精神史的探求。季羨林曾評價他最善于發(fā)現(xiàn)問題，絕不固步自封，隨時準備接受新的東西，饒宗頤則說季老懂我。
王國維曾把“新發(fā)見(現(xiàn))”歸納為五類：一、殷虛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jīng);四、內(nèi)閣檔案;五、外族文字。陳寅恪則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而饒宗頤對新材料、新證據(jù)的重視和掌握，讓人吃驚。
季羨林在《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言中寫道，“每一次有比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討研究，以之與紙上遺文相印證。他對國內(nèi)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簡直遠達令人吃驚的程度。即使參觀博物館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時時注意對自己的學術探討有用的東西。地下發(fā)掘出來的死東西，到了饒先生筆下，往往變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
饒宗頤對國外的考古發(fā)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靈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揮若定，研究視野，無限開闊。國內(nèi)一些偏遠地區(qū)的學術刊物，往往容易為人們所忽略，而他則無不注意。
事實上，人們將饒宗頤與季羨林并稱不無道理，他們兩人皆通曉多國語言，研究領域皆極為廣泛，在梵文、吐火羅文、敦煌學、佛學等領域有交叉研究，雖然見面機會不多，但兩人惺惺相惜，互相評價甚高。
有人說，饒宗頤鉆研的學問，莫不是用世界上最艱深的語言寫就的。他在40多歲學習梵文，60歲以后，學同樣有“天書”之稱的希臘楔形文字，這些都是為了能直接讀懂最原始的經(jīng)典。
說起他學習梵文，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他在港大教書的時候，因為已經(jīng)出版了甲骨文專著，一位北大的學生向他請教問題，這個人是印度駐港領事館的一等秘書白春暉，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通，后來尼赫魯訪華時他還擔任翻譯。
很快，饒白二人成了朋友，饒宗頤要他教其梵文，此后又隨其前往印度游學，他的足跡遍及印度南北，得以對梵文佛經(jīng)有深入研究，僅僅一年之后，他就被聘為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研究員和永久會員。
同時，他與法國漢學研究者的交往加深，得以閱讀法國的大量敦煌古籍，想到當時中國的敦煌學已經(jīng)落后于外國，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研究，為國人爭一口氣。不久他和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書中利用敦煌出土資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詞的起源問題。
1978年前后他又獨立出版《敦煌白畫》一書，研究敦煌畫的人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敦煌壁畫和絹花上，而《敦煌白畫》一書專門研究散落在敦煌寫卷中的白描畫稿，填補了敦煌學研究的一項空白。這兩部著作的問世，也奠定了饒宗頤在敦煌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不管是甲骨文、梵文，還是敦煌學研究，饒宗頤都非常注意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證據(jù)，他的習慣是每一個問題都要窮追到底，去學習不同的語言文字，也正是為了追根溯源。在他看來，“這個過程是很有意思的，令我欲罷不能。我的求知欲太強了，這個求知欲吞沒了我自己。”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研究員沈建華，曾近距離追隨饒宗頤17年，讓她最難忘的是饒宗頤永遠對任何事物都抱有一顆童真的好奇心，“正因為每天有了這一顆好奇心，才讓他每天筆耕不輟地寫作”。
饒宗頤經(jīng)常說，“我來不及看書，來不及煩惱”。他風趣地把自己比作知識海洋里的“兩棲游物”，“我一天的生活，上午可以在感性的世界里，到了下午說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尋找著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天地。越是沒有人去過的地方，沒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
沈建華介紹，饒先生的寫作通常是同時寫幾篇文章，并駕齊驅(qū)，比如說上午寫甲骨文，到了下午也許寫敦煌，到了晚上又是看簡帛，遇到問題就放一下，等到把這個問題想通了，再繼續(xù)寫。
“有的文章幾天寫完，但是有的文章積累了三十年，像《漢字符號》這本薄薄的小書，他積累了三十年，一點一點寫。”所以，在她看來，雖然饒先生的文集已經(jīng)出版，但是還有一些舊稿沒有發(fā)掘整理出來。
琴詩書畫
不少人將饒宗頤與王國維、陳寅恪相比，認為他們在治學上既博且深，在許多領域開風氣之先，但王、陳二人皆沒有饒宗頤在藝術上的成就。
饒宗頤精通古琴，善于詩賦，書畫作品更是清逸飄灑、自成一家。隨年歲日長，他的書畫作品越來越精到，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一種與前人全然不同的風貌。2003年饒宗頤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書，在香港大學建成饒宗頤學術館，這里掛滿了他的各類書法和繪畫作品。
有人評價，經(jīng)過半個多世紀的磨煉，師古人，師造化，得心源，他在技法上已經(jīng)從心所欲不逾矩，而他的性情與人生觀，也圓通無礙地融在畫中，使其畫作成為了傳說中極其罕見的學者畫。因為熟悉甲骨學、敦煌學，在他的書法之中又融入了許多古文字筆法。
饒宗頤平生最欽佩莊子的“參萬歲而一成純”，這句話出于莊子的齊物論，齊物論的主要思想是將多與少、一萬年和一瞬間，都看成同一回事，把一萬年的精華提煉為純度很高的一瞬間。
饒宗頤在書畫創(chuàng)作上也運用了很多齊物論思想，比如說在一般人看來，臨摹畫和創(chuàng)作畫是兩碼事情，但是從齊物論思想來說，他認為，臨摹本身就是一種創(chuàng)作。他在臨摹過程中，也有自己的構型、用筆，每一筆是他自己創(chuàng)作出來的。
他有一套自己的“饒功”,是一種瑜伽，一種打坐方法，有空就會在家練習。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地，當我閉眼的時候，我就讓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幾萬年、幾千里之外，此時我同天地融為一體，我已敲開了莊子的門。
可能正是因為對老莊和佛學的參悟，讓他對生死有超越性理解，也是他長壽的秘訣。曾有人問及他對王國維的評價，他說王國維是一位了不起的學問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脫，這對他做學問乃至詞學創(chuàng)造上的成就，也有一定限制。
“首先，他未曾走入西方大教堂，不知道宗教的偉大，而且對于叔本華的哲學也不可能真正弄明白。其次，王氏對佛教未曾多下功夫，對道教也缺乏了解，不知道如何安頓自己的心靈。所以，王氏做人、做學問，乃至論詞、填詞，都只能局限于人間。一個人在世上，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這是十分要緊的。”
他認為，陶淵明比王國維要明白得多，陶淵明生前就為自己寫下了“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的挽歌，由人生聯(lián)系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王國維學康德，對其精神并未真正悟到，所以他講境界，講到有我、無我問題，雖已進入到哲學范圍，但無法再提高一步。王國維如果能夠在自己所做學問中，再加入釋藏及道藏，也許能較為正確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
他常對人言，做學問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平常心態(tài)，要“守株待兔”。不能急功近利。“積極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夠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樹底下，當有兔子過來的時候，我就猛然撲上去，我這一輩子也不過就抓住幾只兔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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