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自學成才的國學大師
關于自學成才的國學大師
近年來,還出現(xiàn)了一批以其命名的事物,如饒宗頤星、饒宗頤國學院、饒宗頤學術館、饒宗頤文化館、饒宗頤美術館、饒宗頤研究所,并在學界形成以研究饒宗頤的學術、藝術、思想為中心的“饒學”,他已成為當今國學界的明星。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自學成才
事實上,饒宗頤既非學院派,也非西洋派,而是一位受家庭濃厚的文化熏陶、自學成長的大學者。
饒宗頤出生于廣東省潮州的大富之家,其外祖父為清末進士,父親饒鍔為當?shù)刂目紦?jù)學家、工商金融界名流,饒鍔四兄弟都開了發(fā)行錢票的錢莊,周轉(zhuǎn)海外僑匯和國內(nèi)軍餉,幾代皆為潮州首富。
饒家不僅富甲一方,家學淵源更是深厚。早年畢業(yè)于上海法政大學、喜愛西洋建筑的饒鍔,在家鄉(xiāng)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書樓——天嘯樓,藏書十萬余卷。受父親影響,饒宗頤時常浸泡在此,讀書玩耍之間,文史典籍早已爛熟于心。
家學淵源和富裕的家庭條件,使饒宗頤從小便擁有了大多數(shù)人望塵莫及的學習條件,當其他孩子都步入學堂讀書的時候,饒宗頤感覺學校的教育并不適合自己,總感覺學校教的“太膚淺”,他寧愿獨自一人躲進天嘯樓里自學。這位后來學富五車的漢學大師,是一個連初中都沒畢業(yè)的少年。
他人生的第一個導師是自己的父親。饒鍔做學問是按照清朝樸學的路數(shù),對詩詞歌賦和佛學皆感興趣,并寫過一本《佛國記疏證》,為佛學經(jīng)典《佛國記》作注,年幼的饒宗頤充當父親的助手,為其抄寫整理,直到晚年,他仍然能背誦《佛國記》的一些段落。
在父親的悉心栽培下,饒宗頤打下了良好的傳統(tǒng)文化根基,培養(yǎng)了超強的自學能力,可謂一目十行,過目不忘。雖然再未獲得正式學校文憑,也未曾留學海外,但后來卻在海內(nèi)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國語言,還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文字,皆得益于他的自學能力。
在成名后,曾有人問他,為什么能夠成為這樣一個“超級大師”?他說超級大師不敢擔,但是能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上大學,“因為大學能夠?qū)W到的只能是一兩個門類,但是父親給我打開的天空、建立的基礎是無科不修,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做學問方法,其實是文史哲相通,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
不幸的是,饒鍔為編纂一部專以網(wǎng)羅潮州歷代文人學者的詩文學術著作及地方歷史文獻的大著作——《潮州藝文志》,花十年之功,大索遺書,鉤稽排纂,在即將編完的時候,終因積勞成疾,英年早逝。才15歲的饒宗頤,沒有讓父親的心血之作爛尾,而是秉父遺志將其完成,并連載于嶺南大學的《嶺南學報》。
這部采用新材料、新體例和新方法編撰的著作,連同他后來在核心刊物《禹貢》上發(fā)表的多篇文章,引起學界高度關注。1935年,中山大學校長鄒魯創(chuàng)建了廣東通志館,委任著名學者溫丹銘為主任,溫老先生隨即舉薦饒宗頤,將這位年僅18歲、初中肄業(yè)的才俊破格聘入館中,專職藝文纂修。
當時中大廣東通志館的藏書量位列全國第二,那段時間,饒宗頤幾乎將館里收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過,這段編纂地方志的經(jīng)歷,對于他后來學問多面開花起到基礎性的影響,后來他編寫的《廣東易學考》,就直接得益于此時豐富的地方志藏書資料。
福地香港
1938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的舉薦下,饒宗頤被聘為中山大學研究員。當時廣州已為日軍占領,中山大學被迫遷往云南澄江。饒宗頤決心繞道香港前往云南,不料途中染上瘧疾,滯留香港。
饒宗頤后來常說留在香港是他命中的緣分,因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場大病,他的命運從此發(fā)生轉(zhuǎn)折。
當時正值抗戰(zhàn),大批內(nèi)地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轉(zhuǎn)移到香港,在香港開展各類文化活動。饒宗頤踏入香港,正是踏入了一個活躍的學術氛圍中。不多久,饒宗頤結識了后來對他影響深遠的學者王云五和葉恭綽,從而一頭扎進了國學研究的大門。
王云五是著名出版家,曾擔任商務印書館總經(jīng)理,他發(fā)明了一套四角號碼,用來查甲骨經(jīng)文,后又想在此基礎上編一本八角號碼的《中山大辭典》,年輕有為的饒宗頤成了他的助手,幫助做一些圖書記錄工作,這也使饒宗頤第一次接觸到許多經(jīng)文的甲骨書,從此開始對古文字產(chǎn)生興趣,并研讀大量的經(jīng)史子集。
葉恭綽是有名的書畫家與收藏家,曾擔任過北京大學國學館館長,建國后擔任過中央文史館副館長。當時,葉恭綽正在編《全清詞鈔》,他請饒宗頤幫忙收集清詞,這段經(jīng)歷讓其對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為后來的詞研究打下基礎。
1949年,中共在大陸建立政權,這一年也成為許多知識分子的轉(zhuǎn)折年。饒宗頤在一位潮商的建議下,決定移居香港,而他的家屬、孩子都留在了潮州,他后來回憶道,“要是當時回去的話,我現(xiàn)在人都可能不在了。”
從1952年開始,饒宗頤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16年,主講詩經(jīng)、楚辭、詩賦等,在英國人的統(tǒng)治之下,中國的學者沒有地位,直到離開港大,他仍然只是講師,沒有評上教授。按他的話說,“因為中國人沒有權利講話,英國人要怎么樣就怎么樣。”
好在他對身外浮名并不看重,在學術的天地里,自得其樂。這一時期,他對敦煌學、甲骨學用力最勤。與大陸學者相比,身處香港的他,不僅沒有因為各種戰(zhàn)亂中斷學術研究,甚至還可以接觸到海外的漢學研究。
1954年夏天,饒宗頤到東京大學講授甲骨文,同時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那里他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京都大學有數(shù)千片來自中國的甲骨文,但當時日本學者并沒有引起重視,饒宗頤等人在羅振玉的帶領下開展研究,后來撰寫了《日本所見甲骨錄》,這在日本可謂開風氣之先。
此后,他又在法國、意大利等地,陸續(xù)尋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1959年,饒宗頤終于出版巨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這部書以占卜人物為綱,將占卜的大事融會貫通,全面地展現(xiàn)了殷代歷史的面貌。
此書一經(jīng)出版,共有13個國家和地區(qū)發(fā)表評論,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學術界影響巨大。因為這部著作的發(fā)表,1962年法國法蘭西漢學院將“儒蓮漢學獎”頒給了饒宗頤,這個獎項被譽為“西方漢學的諾貝爾獎”。也因此,饒宗頤(號選堂)與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分別號雪堂、觀堂、鼎堂和彥堂)并稱為“甲骨五堂”。
因研究領域的相似性,又有人將其與季羨林并稱“南饒北季”,與錢鐘書并稱“南饒北錢”,但正當饒宗頤在香港和國外的學術研究風生水起的時候,季羨林被關進牛棚、掃校園,而錢鐘書在五七干校勞動或翻譯《毛澤東文選》。
“”中大陸的學者們停滯不前,饒宗頤卻在滿世界留下了腳印。要考證甲骨文,他就出現(xiàn)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學,他便去了法國;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從一個領域跨到另一個領域,且在許多領域做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成績,這不能不說是托香港之福。
多學并駕
饒宗頤的研究幾乎涵蓋國學的所有領域,根據(jù)他自己的歸納,其著述可分為:敦煌學、甲骨學、詩詞、史學、目錄學、楚辭學、考古學(含金石學)、書畫等八大門類。很難把他歸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說,“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游子”。
2009年《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在大陸出版,共計十四卷二十冊,超過一千二百萬字,包含專著八十余種,論文一千多篇。學者稱其“業(yè)精六學、才備九能”,他則以“天地大觀入吾眼,文章浩氣起太初”這樣氣勢磅礴的對聯(lián),來表現(xiàn)其開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
其早年以治地方史志為主,中年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獻,壯年由中國史擴大到印度、西亞以至人類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則致力于中國精神史的探求。季羨林曾評價他最善于發(fā)現(xiàn)問題,絕不固步自封,隨時準備接受新的東西,饒宗頤則說季老懂我。
王國維曾把“新發(fā)見(現(xiàn))”歸納為五類:一、殷虛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jīng);四、內(nèi)閣檔案;五、外族文字。陳寅恪則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而饒宗頤對新材料、新證據(jù)的重視和掌握,讓人吃驚。
季羨林在《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言中寫道,“每一次有比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討研究,以之與紙上遺文相印證。他對國內(nèi)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簡直遠達令人吃驚的程度。即使參觀博物館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時時注意對自己的學術探討有用的東西。地下發(fā)掘出來的死東西,到了饒先生筆下,往往變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
饒宗頤對國外的考古發(fā)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靈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揮若定,研究視野,無限開闊。國內(nèi)一些偏遠地區(qū)的學術刊物,往往容易為人們所忽略,而他則無不注意。
事實上,人們將饒宗頤與季羨林并稱不無道理,他們兩人皆通曉多國語言,研究領域皆極為廣泛,在梵文、吐火羅文、敦煌學、佛學等領域有交叉研究,雖然見面機會不多,但兩人惺惺相惜,互相評價甚高。
有人說,饒宗頤鉆研的學問,莫不是用世界上最艱深的語言寫就的。他在40多歲學習梵文,60歲以后,學同樣有“天書”之稱的希臘楔形文字,這些都是為了能直接讀懂最原始的經(jīng)典。
說起他學習梵文,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他在港大教書的時候,因為已經(jīng)出版了甲骨文專著,一位北大的學生向他請教問題,這個人是印度駐港領事館的一等秘書白春暉,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中國通,后來尼赫魯訪華時他還擔任翻譯。
很快,饒白二人成了朋友,饒宗頤要他教其梵文,此后又隨其前往印度游學,他的足跡遍及印度南北,得以對梵文佛經(jīng)有深入研究,僅僅一年之后,他就被聘為印度班達伽東方研究所研究員和永久會員。
同時,他與法國漢學研究者的交往加深,得以閱讀法國的大量敦煌古籍,想到當時中國的敦煌學已經(jīng)落后于外國,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研究,為國人爭一口氣。不久他和法國漢學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書中利用敦煌出土資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詞的起源問題。
1978年前后他又獨立出版《敦煌白畫》一書,研究敦煌畫的人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敦煌壁畫和絹花上,而《敦煌白畫》一書專門研究散落在敦煌寫卷中的白描畫稿,填補了敦煌學研究的一項空白。這兩部著作的問世,也奠定了饒宗頤在敦煌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地位。
不管是甲骨文、梵文,還是敦煌學研究,饒宗頤都非常注意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證據(jù),他的習慣是每一個問題都要窮追到底,去學習不同的語言文字,也正是為了追根溯源。在他看來,“這個過程是很有意思的,令我欲罷不能。我的求知欲太強了,這個求知欲吞沒了我自己。”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副研究員沈建華,曾近距離追隨饒宗頤17年,讓她最難忘的是饒宗頤永遠對任何事物都抱有一顆童真的好奇心,“正因為每天有了這一顆好奇心,才讓他每天筆耕不輟地寫作”。
饒宗頤經(jīng)常說,“我來不及看書,來不及煩惱”。他風趣地把自己比作知識海洋里的“兩棲游物”,“我一天的生活,上午可以在感性的世界里,到了下午說不定又游到理性的彼岸上,尋找著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天地。越是沒有人去過的地方,沒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
沈建華介紹,饒先生的寫作通常是同時寫幾篇文章,并駕齊驅(qū),比如說上午寫甲骨文,到了下午也許寫敦煌,到了晚上又是看簡帛,遇到問題就放一下,等到把這個問題想通了,再繼續(xù)寫。
“有的文章幾天寫完,但是有的文章積累了三十年,像《漢字符號》這本薄薄的小書,他積累了三十年,一點一點寫。”所以,在她看來,雖然饒先生的文集已經(jīng)出版,但是還有一些舊稿沒有發(fā)掘整理出來。
琴詩書畫
不少人將饒宗頤與王國維、陳寅恪相比,認為他們在治學上既博且深,在許多領域開風氣之先,但王、陳二人皆沒有饒宗頤在藝術上的成就。
饒宗頤精通古琴,善于詩賦,書畫作品更是清逸飄灑、自成一家。隨年歲日長,他的書畫作品越來越精到,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一種與前人全然不同的風貌。2003年饒宗頤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書,在香港大學建成饒宗頤學術館,這里掛滿了他的各類書法和繪畫作品。
有人評價,經(jīng)過半個多世紀的磨煉,師古人,師造化,得心源,他在技法上已經(jīng)從心所欲不逾矩,而他的性情與人生觀,也圓通無礙地融在畫中,使其畫作成為了傳說中極其罕見的學者畫。因為熟悉甲骨學、敦煌學,在他的書法之中又融入了許多古文字筆法。
饒宗頤平生最欽佩莊子的“參萬歲而一成純”,這句話出于莊子的齊物論,齊物論的主要思想是將多與少、一萬年和一瞬間,都看成同一回事,把一萬年的精華提煉為純度很高的一瞬間。
饒宗頤在書畫創(chuàng)作上也運用了很多齊物論思想,比如說在一般人看來,臨摹畫和創(chuàng)作畫是兩碼事情,但是從齊物論思想來說,他認為,臨摹本身就是一種創(chuàng)作。他在臨摹過程中,也有自己的構型、用筆,每一筆是他自己創(chuàng)作出來的。
他有一套自己的“饒功”,是一種瑜伽,一種打坐方法,有空就會在家練習。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地,當我閉眼的時候,我就讓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幾萬年、幾千里之外,此時我同天地融為一體,我已敲開了莊子的門。
可能正是因為對老莊和佛學的參悟,讓他對生死有超越性理解,也是他長壽的秘訣。曾有人問及他對王國維的評價,他說王國維是一位了不起的學問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脫,這對他做學問乃至詞學創(chuàng)造上的成就,也有一定限制。
“首先,他未曾走入西方大教堂,不知道宗教的偉大,而且對于叔本華的哲學也不可能真正弄明白。其次,王氏對佛教未曾多下功夫,對道教也缺乏了解,不知道如何安頓自己的心靈。所以,王氏做人、做學問,乃至論詞、填詞,都只能局限于人間。一個人在世上,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這是十分要緊的。”
他認為,陶淵明比王國維要明白得多,陶淵明生前就為自己寫下了“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的挽歌,由人生聯(lián)系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王國維學康德,對其精神并未真正悟到,所以他講境界,講到有我、無我問題,雖已進入到哲學范圍,但無法再提高一步。王國維如果能夠在自己所做學問中,再加入釋藏及道藏,也許能較為正確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
他常對人言,做學問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平常心態(tài),要“守株待兔”。不能急功近利。“積極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夠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樹底下,當有兔子過來的時候,我就猛然撲上去,我這一輩子也不過就抓住幾只兔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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