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得主莫迪亞諾演講稿中文翻譯

　　一個作家的出生時間和那個年是他永久的標記。如果他寫詩，詩句就表明著他所處的時代，也永遠不可能在其他的時代里寫成。葉芝的詩就是這個道理，我總是被《柯爾莊園的天鵝》所打動。葉芝在公園里看著天鵝在水中滑行：

　　自從我第一次數(shù)了它們

　　十九度秋天已經(jīng)消逝

　　我還來不及細數(shù)一遍，就看到

　　它們一下子全部飛起

　　大聲拍打著它們的翅膀，

　　現(xiàn)在它們在靜謐的水面上浮游

　　神秘莫測，美麗動人，

　　可有一天我醒來，

　　它們已飛去。

　　哦它們會筑居于哪片蘆葦叢、

　　哪一個池邊、哪一塊湖濱，

　　使人們悅目賞心?

　　十九世紀的詩歌里常常有天鵝——波德萊爾或馬拉美的詩里都有。但這首詩不可能是在19世紀寫的。它有著20世紀才出現(xiàn)的特定的節(jié)奏和憂郁。

　　20世紀的作家偶爾也會感覺被他們時代所禁錮。閱讀19世紀的偉大小說家——巴爾扎克、狄更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許或帶來一種特定的戀舊之情。在那些年歲，時間慢慢地流逝。那樣的節(jié)奏與小說家的作品相得益彰，因為“緩慢”讓作家的能量和精力凝聚。也是從那時開始，時間加速，斷斷續(xù)續(xù)地前行。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就是過渡的一代。我好奇著下一代，在互聯(lián)網(wǎng)、手機、電子郵件和微博時代出生的人，他們如何通過文學來表達這個注定每個人都會“相連”，而且“社交網(wǎng)絡”侵蝕了一部分親密和私密的東西。直到最近，私密被賦予了更多的深度，也可能成為小說的主題。不過我對文學的未來仍抱著樂觀態(tài)度，我深信未來的作家會守護并繼承衣缽，就像荷馬以來每一代作家所做的事。

　　除此之外，作家總要在作品里試圖表達一些永恒的東西，閱讀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時，盡管已經(jīng)過了一個多世紀，盡管安娜穿著1870年代的裙子，我們依然覺得她離我們很近。還有諸如愛德加·艾倫·坡、梅爾維爾、司湯達這樣的作家，他們的作品在他們離世后兩個多世紀，遠比他們在世時更受歡迎。

　　用X光審視巴黎

　　那么，小說家要和生活保持怎樣的距離?他們需要與生活保持一點距離，因為如果一直沉浸其中反而會看不清生活本來的樣子。但是這樣的距離不會限制作者將書中人物和現(xiàn)實中的人物建立某種聯(lián)系。福樓拜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托爾斯泰一下就從一個臥軌自殺的女人身上找到了小說人物的影子。宏觀到托爾斯泰描寫天空和風光，圍觀到他描寫安娜·卡列尼娜睫毛的忽閃，這種寫作者將生活寫入作品的天分隨處可見。這種狀態(tài)不是自戀，因為這種狀態(tài)需要同時忽視自我，并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不錯過每一個細節(jié)。還需要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孤立。也不是需要完全將注意力投入個人的寫作，而是要達到一種澄澈的境界來觀察外界，才能最終寫成一部小說。

　　我就不冗長地敘述我的故事了，但是我童年的一些經(jīng)歷一定也為我的作品埋下了伏筆。我長期不和父母住在一起，而是和一些我根本不了解的朋友住在一起，輾轉于不同的地方和房子里。后來，這讓我想試圖通過寫小說來解決這些迷惑，希望寫作和想象力能最終幫我把這些零散的線索都串起來。

　　愛德加·艾倫·坡在他的短篇小說《人群中的人》中，他坐在咖啡館中觀察那些在人行道上不斷行走的人們，喚起了對人性的關注。他選擇了一個長相怪異的老年男子，并通宵跟隨他到倫敦的不同地方，以期更好地認識他。但是這老人是“人群中的人”，所以跟著他也毫無意義，這老人并不作為個體存在著，他只是大眾過路者中的一員，行走在擁擠的人群中，迷失了自己。

　　詩人托馬斯·德·昆西年輕的時候也有這么一件事，讓他終生難忘。在倫敦擁擠的牛津街上，他和一個女孩成為了朋友，就像所有城市中的邂逅一樣。他陪伴了她幾天，直至他要離開倫敦。他們約定一周以后，她會每天都在每晚同一時間在大提茨菲爾街的街角見面。但是他們自此就再也沒見過彼此。“如果她活著，我們一定都會尋找彼此，在同一時間，找遍倫敦的所有角落;或許我們就相隔幾步，但是這不寬過倫敦街道寬的咫尺之遙卻讓我們永生沒再相見。”

　　隨著時間流逝，城市里的每個街區(qū)，每個街道都能引發(fā)起在這里出生或成長的人的一段回憶，一次碰面，一點遺憾或是一點幸福。一條同樣的街道串聯(lián)起一段回憶，這地方幾乎構成了你的全部生活，故事在這里逐層展開。那些千千萬萬生活在這里的、路過的人們也都有著各自的生活和回憶。

　　這也是為什么在我年輕的時候，為了幫助自己寫作，我試著去找那些老巴黎的電話本，尤其是那些按照街道、門牌號排列條目的電話本。每當我翻閱這些書頁，我都覺得自己在通過X光審視這座城，它就像一座在水下的亞特蘭蒂斯城，透過時間一點點呼吸著。這么多年過去了，千千萬不知名的人們留下的就只有他們的名字、住址和電話。有時候，過了一年，一個名字就消失了。翻閱這些老電話本，我會想，如果現(xiàn)在再撥打這些電話，大概多數(shù)都無人接聽吧。后來，我看到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詩句，被深深觸動了：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它曾是我的眼淚，

　　我的脈搏，我童年種疼的腮腺炎。

　　彼得堡……

　　你還有我的電話號碼。

　　彼得堡，我還有那些地址

　　可以查尋死者的聲音

　　所以當我看著那些老巴黎電話本的時候，我開始想寫我的第一本書。我要做的就是在這千千萬的名字里，用鉛筆劃出某些陌生人的名字、地址和電話號碼，想象他們的生活是什么樣的。

　　你可以放縱自己，消失在大城市里。你也可以改變自己的身份，開始新生活。你也可以從一個孤立的地址開始長期調查一場預謀。我一直對搜尋令中的一句話非常有興趣——“最后一個為人所知的地址”。人物、事件的消失和身份、時間的流逝都和這座城市息息相關。這也是為什么19世紀以后，城市就成了小說家們的“領地”，很多偉大的小說家的作品都和某座城市密不可分：巴爾扎克和巴黎、狄更斯和倫敦、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圣彼得堡、永井荷風和東京、雅爾瑪·瑟德爾貝里和斯德哥爾摩。

　　小說看見冰山

　　至于我的作品，授獎詞說“喚起了對最不可捉摸的人類命運的記憶”，其實這樣的贊譽不單單是對我的作品，還有很多其他作家的寫作也是如此。這是一種特別的記憶，試圖從往昔捕捉一些隱匿的、未知的，幾乎在地球上沒有留下痕跡的零零碎碎。當然，它們都與我出生的1945年有關。城市被毀，所有人都消失的情況讓我，和我這一代人，對記憶和遺忘的主題更為敏感。

　　不幸的是，我覺得只有普魯斯特的本領和坦率才能去完成對過往的追憶。他描述的社會仍舊是穩(wěn)定的，19世紀的社會。普魯斯特的回憶讓歷史在其所有的細節(jié)中重現(xiàn)。如今，我感覺到記憶遠不如它本身那么確定，始終處于遺忘和被遺忘的持續(xù)的斗爭中。這一層，一大堆被遺忘的東西掩蓋了一切。也就是說，我們僅僅能拾起歷史的碎片、斷裂的痕跡、稍縱即逝的且?guī)缀鯚o法理解的人類命運。

　　但這就是小說家的使命，在面對被遺忘的巨大空白，讓褪去的言語重現(xiàn)，宛如漂浮在海面上消失的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