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貴族姓氏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每個朝代的貴族姓氏都不同，以下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為你整理的中國古代貴族5大姓氏的相關(guān)資料，希望能幫到你。

　　中國古代貴族5大姓氏

　　“五姓七家”的概念在唐朝時的廣泛流向，使得自魏晉而建立起來的唐朝士族實際上呈上升趨勢，尤其是自中唐開始，人們世家大族的觀念進一步深固，士庶高寒之間仍有著極深的鴻溝。“五姓七家”，“恃其族望，恥與諸姓為婚”，傲慢地進行著內(nèi)部通婚，以保持高貴的血統(tǒng)。如按北魏以來的傳統(tǒng)，清河崔氏與隴西李氏、范陽盧氏世代為婚姻;趙郡李氏則與博陵崔氏世代為婚姻;范陽盧氏與滎陽鄭氏世代婚姻，隴西李氏與范陽盧氏世代婚姻，他們不屑與其他姓氏為婚。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嘆：“此生所遺憾者，未能娶五姓女!”薛家已屬以韋、裴、柳、薛為成員的“關(guān)中四姓”之一，但仍如此仰望“五姓七家”，足可見其影響。貞觀中，太宗皇帝無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說：“比有山東崔、盧、李、鄭四姓，雖累葉陵遲，猶恃其舊地，好自矜大，稱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廣索聘財，以多為貴，論數(shù)定約，同于市賈，甚損風俗，有紊禮經(jīng)。既輕重失宜，理須改革。”當時，太宗多次發(fā)出包含迷惑與憤怒的質(zhì)問：“吾實不解山東四姓為何自矜，而人間又為何重之?!”于是，命重臣修《氏族志》，但在初稿中，編修者無視皇室，而將“山東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為天下第一。后在太宗的干預(yù)下，《氏族志》抬高了皇室，對“山東士族”進行了壓制，但卻沒取得實際效果。

　　實際上，唐朝皇帝在抑制“山東士族”時是極不自信的，因為同時皇室又自稱其祖出自隴西李氏且以此為榮。高宗時代，依舊打壓世家大族，并以法律的形式頒布禁婚詔：“后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渾、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等子孫，不得自為婚姻。”結(jié)果依舊不如意，不但不能禁止他們互相為婚，反倒在無形中增加了這些大族的資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家’，益自貴。”他們不僅蔑視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皇室雖自稱出自隴西李氏，但受懷疑，且有胡化之風，不為崔盧所重)。唐文宗時，皇帝向宰相鄭覃求婚，希望鄭覃能把孫女嫁給皇太子，但鄭覃寧可把孫女嫁給時為九品官的崔某。為此文宗無語：“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上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即使是到了文宗時代的晚唐，人們的門閥觀念不僅沒有減弱，相反更為嚴重。

　　回顧歷史，可以看到，盛唐時，“五姓”在朝廷上并無絕對優(yōu)勢。原因一是，當時建唐的功勛——“關(guān)隴軍事集團”仍有很大勢力;二是皇帝有意壓制;三是大力推行的科舉考試制度導(dǎo)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現(xiàn)，而當時“五姓”多以門蔭入仕，不適應(yīng)且不接受科舉考試這種新的出仕方式;四是寒門出身的朝廷權(quán)臣的嫉恨(如武周時宰相許敬宗和李義府所為)。但“安史之亂”后，唐朝政治中樞進行了重建，“五姓”借助于科舉制度而重新抬頭，比如滎陽鄭氏，盛唐時為宰相者難尋身影，而自中唐開始，連續(xù)出現(xiàn)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遂有“鄭半朝”之說;又如清河崔氏，有唐一代，其支房南祖房、清河大房、清河小房、青州房共10人出任宰相，“安史之亂”前任宰相的僅有2人，事變后進入中唐，則陸續(xù)有8人為宰相。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與掌握了科舉權(quán)有密切關(guān)系，再有就是在適應(yīng)了科舉考試制度后，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風與知識傳統(tǒng)使他們在考試中占有特別的優(yōu)勢。如范陽盧氏，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中進士者超過百人，這一數(shù)量令人驚異。要知道，唐朝時科舉考試中的進士考試是最難的，錄取人數(shù)又少，盧氏能有此成績，自是借助于家風與知識之厚。但高門大族中亦有始終蔑視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貴族觀念的，比如以蔭入仕的宰相趙郡李德裕和滎陽鄭覃，李德裕“恥與諸生從鄉(xiāng)賦，不喜科試”、“尤惡進士”，滎陽鄭覃更是建議廢除進士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