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首先是一個革命者，其次才是一個大學問家。他張揚國粹，卻堅決而激烈地反抗權威和反抗一切束縛。他的確是一個道德主義者，強調(diào)道德的力量，卻反對社會對個人的壓抑，主張個性的絕對自由。 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搜集整理的國學大師章炳麟的故事，希望對你有幫助。

　　國學大師章炳麟的故事

　　民國四年，袁世凱想做皇帝，生怕章太炎先生反對，先期誘至北京，幽于龍泉寺;先生憂憤之余，夢做閻羅王。當時有報宗仰和尚書云：

　　仰上人侍者：快接復曹，神氣為開，所問幻夢事狀，今試筆述，愿上人評之。去歲十二月初，夜夢有人持刺，請吃午餐，閱其主名，則王鏊也。(王，震澤人，明武宗時賢相。)走及門外，已有馬車;至其宅中，主人以大餐相餉;旁有陪客，印度人、歐洲人、漢人皆與。各出名刺，漢人有夏侯玄、梅堯臣。余問王公：“讀史知先生各德，而素無杯酒之歡，今茲召飲，情有所感。”王曰：“與君共理簿書事耳!梅君則總檢察，吾輩皆裁判官，以九人分主五洲刑事;而我與君，則主亞東事件者也。”余問王曰：“生死為壽量所限，輪回則業(yè)力所牽;大自在天尚不能為其主宰，而況吾儕?”梅氏答曰：“生死輪轉(zhuǎn)，本無主者，此地唯受控訴，得有傳訊逮捕事耳。傳訊者不皆死，逮捕則死矣。既判決處分后，至彼期滿釋放后，又趣生諸道，則示非此所主也。”余念此論，頗合佛法，與世俗傳言焰摩主輪回生死者不同。因復問言：“鐵床銅柱，慘酷至極，誰制此法者?”皆答曰：“此處本無制法之人;吾輩受任，亦是閻浮提人公舉，無有任命之者。法律，則參用漢、唐、明、清及遠西日本諸法，本無鐵床銅柱事也。受罪重者，禁捆一劫;短則有百年。而笞杖之與死刑，皆所不用。吾輩尚疑獄卒私刑，以鐵床銅柱，困苦獄囚，因曾遣人微往視之，皆云無有。而據(jù)受罪期滿者言，則云確受此痛。”余曰：“獄卒私刑，非覘察所能得，吾此來當與諸公力除此敝何如?”王答曰：“固吾心也。”遂返。明日復夢到署視事。自后夕夕夢之，所判亦無重大案件，唯械斗謀殺，詐欺取財為多。如此幻夢不已，而日曜(星期日)之夜，則無此夢。余甚厭之。去歲夢此二十余日;一日，自書請假信條焚之，夜亦無夢。一夕，盡換獄卒，往詢囚徒，云：“仍有鐵床銅柱諸苦。”因問此具何在?囚徒皆指目所在，余則不見，歸而大悟。佛典本說此為化現(xiàn)，初無有人逼迫之者，實罪人業(yè)力所現(xiàn)耳。余之夢此，是亦業(yè)感也。今春以人參能安五臟，買得服之，并于晚飯后宴坐觀心一小時頃，思欲去此幻夢，終不可得。來示謂不作圣解，此義鄙人本自了然。但比量上知其幻妄，而現(xiàn)量上不能除此翳垢，自思此由嗔心所現(xiàn)故耳。吾輩處世，本多見不平事狀。三歲以來，身遭患苦;而京師故人，除學生七、八人外，其余皆俯仰炎涼，無有足音過我者。更值去歲國體變更問題，心之嗔恚，益復熾然，以此業(yè)感，而得焰摩地位，固其所宜。息嗔唯有慈觀，恐一行三昧，亦用不著。慈觀見涅槃經(jīng)，雖說其義，而無其法;亦如竟無從下手耳。想上人必有以教我也。(所嗔之事，有何體性?能嗔之心，作何形象?未嘗不隨念觀察，而終不能破壞。)

　　國學大師章炳麟的故居

　　章太炎的故居具體地址是在浙江省的杭州一帶，他的故居最開始是在清代初期建造的，到現(xiàn)在為止已經(jīng)有了非常多年的歷史了，就算時間已經(jīng)過了很久，但是他故居的魅力卻還是不減當年，現(xiàn)在有很多人都去到他的故居去參觀，有些人是為了章太炎而去，但是有些人是為了章太炎的故居的清代特色而去的，因為他的故居是清代初期建立的，所以很有當時的特色。

　　所以現(xiàn)在有很多的建筑學家或者是房屋設計師去那里尋找創(chuàng)作的靈感。章太炎的故居有非常多關于章太炎的歷史，現(xiàn)在已經(jīng)變成了章太炎博物館，里面大多都是當時章太炎在世的時候使用的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在現(xiàn)在看來已經(jīng)算得上是老古董了，所以很多人前去參觀，不僅僅是為了這些他曾經(jīng)用了的東西，等多的是要從中學習到他值得學習的精神。

　　國學大師章炳麟的歷史評價

　　當時的北京大學，有名的教授，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門下，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魯迅)、沈兼士等。章太炎為人戲謔，以太平天囯為例，封黃侃為天王，汪東為東王，朱先生為西王，錢玄同為南王，吳承仕為北王。當年二十七歲的胡適獨樹一幟，在大師環(huán)伺的北京大學，教起《中國哲學史》，其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頗多沿襲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下卷“諸子學”諸篇的觀點。

　　胡適實為章太炎中年以前學術衣缽的繼承者。但此時章太炎本人的學術已經(jīng)有所轉(zhuǎn)向，故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不甚滿意(參見章太炎《與柳詒徵書》)。胡適則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中說：“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癥， 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則’的盛業(yè)。”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922)稱章太炎為清學正統(tǒng)派的“殿軍”。

　　魯迅在1936年臨終時回憶其師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tǒng)府之門，大詬袁世凱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強調(diào)其革命精神和思想深度，而相對忽略其學術業(yè)績，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至1980年代大陸評價與研究章太炎的主調(di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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