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的歷史重要性不言而喻,運用科學合理的會址認定形式對遵義會議會址進行認定具有一定現實意義。為了紀念遵義會議歷史事件,今天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找來了遵義發(fā)生的歷史事件，供大家參考和閱讀。

　　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的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擴大會議。其是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為了糾正王明“左”傾領導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而召開的。會議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是李德、博古、周恩來3人，而李德、博古負主要責任。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自己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會議。在極端危險的時刻，挽救了黨和紅軍，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達到成熟。

　　遵義會議參會人員

　　中央政治局委員

　　秦邦憲(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學蘇聯，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學德國進修社會學和哲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紅軍總司令兼紅一方面軍司令

　　遵義會議陳云(1905年—1995年)學徒工出身，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軍委縱隊政治委員，遵義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

　　張聞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任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人民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院畢業(yè)，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屆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

　　周恩來(1898年—1976年)曾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長征開始時為中央“三人團”成員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鄧發(fā)(1906年—1946年)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局長

　　劉少奇(1898年—1969年)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長征開始時為紅八軍團中央代表，黎平會議后任紅五軍團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凱豐，共青團中央書記、長征開始時為紅九軍團中央代表

　　參加會議的其他人員

　　劉伯承(1892年—1986年)紅軍總參謀長、軍委縱隊司令員，遵義警備司令部司令員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紅一軍團軍團長

　　聶榮臻(1899年—1992年)紅一軍團政治委員

　　彭德懷(1898年—1974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軍團長

　　楊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補委員、紅三軍團政治委員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紅五軍團政治委員

　　遵義會議起因

　　湘江戰(zhàn)役后，中央紅軍仍按原定計劃，繼續(xù)向湘西前進。這時，蔣介石已判明紅軍的行動企圖，在紅軍前進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關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根據當時軍事態(tài)勢，力主放棄原定北去湘西會合紅2、紅6軍團的計劃，改向國民黨統(tǒng)治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以擺脫敵人，爭取主動。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等多數同志贊成毛澤東的主張，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堅持到湘西去。15日，中央紅軍占領貴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會議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zhàn)略方針之決定》，決定在川黔邊創(chuàng)建新的根據地。黎平會議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改變了中央紅軍的前進方向，使紅軍避免了可能覆滅的危險。黎平會議后，中央紅軍分兩路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7座縣城，于12月底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12月31日晚至次日凌晨，中共

　　遵義會議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在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qū)，然后向川南創(chuàng)建川黔邊新的根據地的戰(zhàn)略任務。會議還決定，“關于作戰(zhàn)方針，以及作戰(zhàn)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以加強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這個決定，實際上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1935年1月初，中央紅軍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烏江，1月7日晨，紅軍先頭部隊進占黔北重鎮(zhèn)遵義。

　　截至此時，王明“左”傾錯誤統(tǒng)治全黨已達4年之久，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還在中央蘇區(qū)時，許多干部就對中央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懷疑和不滿，一些軍團指揮員在作戰(zhàn)電報、報告中提出批評意見，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發(fā)生激烈的爭論。毛澤東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確主張，但都沒有被接受。長征開始后，隨著紅軍作戰(zhàn)迭次失利，特別是湘江戰(zhàn)役的慘重損失，使這種不滿情緒達到頂點。黨和紅軍的許多領導人和廣大干部戰(zhàn)士，從革命戰(zhàn)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紅軍戰(zhàn)略轉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zhí)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毛澤東在行軍途中對王稼祥、張聞天及一些紅軍干部反復進行深入細致的工作，向他們分析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開始以來中央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得到他們的支持。周恩來、朱德與博古、李德的分歧越來越大，也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意見。

　　這時，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于中央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同時，中央紅軍攻占遵義，把敵人的幾十萬追兵拋在烏江以東、以南地區(qū)，取得了進行短期休整的機會，也為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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