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斯的對華政策及中美《望廈條約》簽訂論文

　　望廈條約又稱《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是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7月3日清朝與美國在澳門的望廈村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也是清政府與美國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韋伯斯的對華政策及中美《望廈條約》簽訂相關(guān)論文。內(nèi)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韋伯斯的對華政策及中美《望廈條約》簽訂全文如下：

　　1840~1842年，英國憑借其船堅炮利通過武力打敗中國，迫使清朝政府簽訂了《南京條約》，達到了擴大其在華權(quán)益的目的。鴉片戰(zhàn)爭之后，美國政府派出凱萊布·顧盛作為全權(quán)大使來華，于1844年與清政府簽訂了中美《望廈條約》。該條約使得美國除了取得英國在中國得到的全部權(quán)益外，還得到一些英國謀求但沒有得到的權(quán)益。為什么美國能夠不用像英國那樣訴諸武力，僅靠一個外交官的口舌之辯，就能達到自己的目的呢?推究來想，當時的美國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制定的對華外交策略和顧盛對這種策略的機巧奉行，發(fā)揮了關(guān)鍵性作用。

　　鴉片戰(zhàn)爭后，美國政要意識到擴大在華權(quán)益的時機出現(xiàn)。1843年5月9日韋伯斯特寫給顧盛的指示中指出，鴉片戰(zhàn)爭為美國創(chuàng)造了一個可能的獲利契機，“過去兩年中發(fā)生于中國之事所導致之事件，無論對于美國還是對于文明世界之其余地區(qū)，可能具有甚為重要之意義”.中國由于戰(zhàn)爭失敗而被迫給英國商業(yè)開放了4個口岸城市即廈門、寧波、上海和福州(韋伯斯特的原文中如此)。“這些港口屬于這個帝國最富饒、最多產(chǎn)和人口最多的省份，可能成為十分重要的商業(yè)市場?，F(xiàn)在你要承擔使命的主要目標，就是確保美國船只和貨物，以與英國商人享有同樣的優(yōu)惠條件，進入這些港口。”[保羅·赫伯特·克萊德編：《美國對華政策：外交公共文獻，1839-1939》(Hibbert Clyde,ed.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Diplomatic Public Documents,1839~1939)，達拉謨：1940年版，第9頁]正是出于擴大美國在華商業(yè)權(quán)益的欲求，美國政府做出了派遣全權(quán)大使出使中國的決定。

　　赴華全權(quán)大使的人選確定有一個頗不順利的過程。《南京條約》簽訂的消息傳到美國后，美國總統(tǒng)約翰·泰勒于1842年12月30日向國會發(fā)表特別咨文，分析了三明治島(即夏威夷島)和中國的形勢，指出中國向英國商業(yè)開放了口岸，但是不清楚這些港口是否同樣向其他國家的貿(mào)易開放，如果美國也能進入這些港口做生意，那么貿(mào)易量將極大提高。他建議國會撥款委派一個全權(quán)大使出使中國，以談判締約通商之事。這份由總統(tǒng)向國會發(fā)表的特別咨文實際上是由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撰寫的。1843年1月24日，國會對外關(guān)系委員會建議撥款40000美元，以落實總統(tǒng)的建議，但是直到3月3日國會才決定只撥款9000美元用于雇傭出使人員，且出使人選必需征詢參議院的建議和同意[丹尼特·泰勒：《美國人在東亞：19世紀美國對中國、日本與朝鮮政策分析》(Dennett Tyler,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 CriticalStudy of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ference to China,Japan and Korea in the 19th Century)，紐約：1922年版，第112頁].

　　韋伯斯特原本建議由美國駐英公使埃弗里特出使中國，但是埃弗里特拒絕出使中國，最后泰勒才任命了顧盛作為全權(quán)大使出使中國。顧盛受命之時44歲，來自對華貿(mào)易商人頗為集中的馬薩諸塞州，很多致力于中國貿(mào)易的商人是他的朋友，長期從事對華貿(mào)易的帕金斯公司(Perkins and Company)的首腦J.P.顧盛(J.P.Cushing)是他的堂兄，由于這樣的背景，顧盛對于美國在華利益頗為關(guān)注。他是輝格黨人，從1834年以來長期擔任國會眾議員。由于他在政治上支持泰勒總統(tǒng)，故受到青睞，最終被泰勒選定為出使中國的全權(quán)大使。顧盛本人當然也愿意承擔這項使命。早在1842年12月他就警告美國總統(tǒng)，美國在太平洋的商業(yè)利益受到了英國的威脅。

　　英國艦隊已經(jīng)從中國榨取了商業(yè)優(yōu)勢，現(xiàn)在將迫使日本開放國門進行貿(mào)易，甚至將危及夏威夷。時至1843年，顧盛已經(jīng)認為美國在中國享有的權(quán)益應該超過英國，美國在東亞要成為領(lǐng)導者統(tǒng)治者，他在波士頓發(fā)表的一次演講中宣稱，他自己將從美國這個蒸蒸日上的新文明中心，到昔日輝煌但是現(xiàn)在死氣沉沉的亞洲去，“我們已經(jīng)成為我們老師的老師”[邁克爾H·亨特：《特別關(guān)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國與中國》(Michael H.Hunt,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1914)，紐約：1983年版，第18頁].

　　盡管自1784年美國商船“中國皇后號”成功開辟中美貿(mào)易以來中美之間的商業(yè)貿(mào)易已經(jīng)進行了半個多世紀，但是堅持朝貢體系的中國政府一直拒絕與西方國家建立正式的國與國平等的外交關(guān)系，中國政府只是容許西方商人在廣州進行限制極為嚴格的貿(mào)易。所以，在美國即將派出赴華全權(quán)大使之時，美國政府并沒有與中國政府打交道的外交經(jīng)驗。為了尋找恰當?shù)膶θA外交策略，在國會贊成了出使中國的建議，但還沒有確定出使人選之前，韋伯斯特便向波士頓、薩勒姆、紐約和其他地方與中國貿(mào)易有關(guān)的商人發(fā)信征詢建議。結(jié)果韋伯斯特收到很多回信，得到的建議多種多樣。其中一封由從事對華貿(mào)易的羅素公司(Russell and Company)的合伙人約翰·福布斯(John M.Forbes)撰寫，由多家波士頓商號和商人聯(lián)名致韋伯斯特的復信，提出了以下建議：

　　(1)這次出使應該有一支規(guī)?？捎^的艦隊陪伴。因為現(xiàn)在很多中國人的印象是，美國只有兩艘海軍船。

　　(2)不應送任何禮物，唯恐中國人稱之為納貢。但是，不是不應該去做一些策略性的事情以表示友好。“中國人視我們?yōu)榕笥?，但是他們很害怕其他國家對他們侵逼。如果我們能夠悄悄地以不傷害我們對英國的禮貌的方式，在他們中國人抵御進一步侵略的方式上提供一些幫助，那就會使中國的皇帝明確看到，與我們進行聯(lián)盟的價值，要比他們的貿(mào)易可能增加100倍的價值還要大。”

　　(3)這次出使有必要先到澳門，可能的話接下去應該去廣州，或最好能夠到白河(the Pei-ho,即海河)河口。

　　(4)應該將美國使節(jié)即將到來的消息預先通知在廣州的該省當局，要告知他們美國使節(jié)會要求北上。

　　(5)必需要有兩名翻譯人員。推薦伯駕(Dr.Peter Parker)醫(yī)生。

　　(6)必須警告出使人員讓其知道，中國人有在每個問題上都爭辯的傾向。訴諸于武力也許是必要的，如果可能的話，效仿英國人那樣的做法締結(jié)一個條約就很好。如果英國人沒有去北京，美國使節(jié)對于前往北京這件事要極為謹慎。與中國人打交道的所有經(jīng)驗表明，還沒有一個外國能用和平協(xié)商的方式在爭議問題上有所贏得(丹尼特·泰勒：《美國人在東亞》，第135~136頁)。

　　盡管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迫使中國政府屈服的建議，但是韋伯斯特綜合各方建議，權(quán)衡利弊，最終還是選擇了攻心為上的對華方針，對于顧盛抵達中國后的外交策略，韋伯斯特預先進行了心思縝密的設(shè)計。他冀圖通過以恭敬的姿態(tài)，和平友好的虛言，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中國皇帝虛妄自大的心理，勸誘中國當政者接受美國的要求，達到擴大美國在華商業(yè)權(quán)益的目的。在寫給顧盛的指示信中，韋伯斯特詳細構(gòu)建了與中國人交涉的方式和言辭。他指出，顧盛在策略上首先要做的事是向中國當局示好。美國對與中國的交往固然完全是出于友好和商業(yè)性目的，這兩個目的對于中美雙方都有益處。但是，鑒于中國人一向?qū)ν鈬舜嬗幸蓱中睦恚灶櫴⑹紫纫盟袡C會一切場合充分向中國人示好。他寫道：“對于外國人，中國人存有天生的嫉妒之心反感之情，故希望你能以謹慎的行為和言辭，在某種程度上將其消除或加以緩解。你一成不變的目標，就是讓這個政府和人民深信，你的使命完全是和平性的，你的到來不帶有敵意或惹是生非的目的。你是一個和平的信使，是從美洲最偉大的國家派來亞洲最偉大的帝國，是要主動表達敬重和善意，是要建立友好的交往。你要利用一切方便之處，恰當?shù)貙λ麄兊闹贫群投Y儀表示尊敬，盡可能地避免冒犯他們的自豪之心或他們的偏見，以培養(yǎng)這個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傾向。你要用第一個時機并且此后一有機會就向他們表示，派你前來的政府無意鼓勵，也將不會鼓勵美國公民從事任何違反中國商業(yè)規(guī)定的活動。你要十分充分地申明，美國政府承認中華帝國的商業(yè)管理規(guī)定已經(jīng)為人所熟知，公平地講理應得到所有造訪這些港口的船只和人員的尊重。如果有美國公民被發(fā)現(xiàn)違反了為人熟知的貿(mào)易法律，他們的政府將不會為保護他們免受他們自己非法行為的后果而加以干涉。”

　　不過，顧盛對中國當局的示好以不傷害美國的主權(quán)尊嚴為底線。由于中國皇帝堅持朝貢制度，所以顧盛在與中國當局的交涉中一定要言行謹慎，在不得罪惹怒中國政府的同時，也不能按照中國的朝貢方式行事。韋伯斯特指出：“你要在所有時機聲明并堅持你自己國家的平等和獨立。中國人傾向于把那些進入他們帝國的來自其他國家的人作為向皇帝的納貢者來談論，這個觀念或許是英國使節(jié)們的那次代價不小的炫耀之舉培養(yǎng)的。關(guān)于你的使命如果出現(xiàn)這類想法的話，都必須立即以這樣的聲明應對，即你不是納貢者，你的政府不向任何人納貢，不希望任何人對其納貢，甚至就是禮物之事，你的政府既不送禮也不接受禮物。當然這種聲明不是以裝腔作勢或責備他人的方式來做出。你要向各級中國當局和所有人物表示，讓中華帝國的皇帝和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tǒng)親自關(guān)注他們之間相互贈送禮物這樣微不足道的小事，會被認為是有失他們的尊貴，此兩個政府首腦之間的交往中應有的內(nèi)容，只能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建立相互敬重之心，確立有益的關(guān)系。”(保羅·赫伯特·克萊德編：《美國對華政策：外交公共文獻，1839~1939》，第10頁)。

　　在顧盛到北京面見中國皇帝這個問題上，韋伯斯特也是要求顧盛奉行對華有敬對己不卑的原則。他要求顧盛在可能的情況下要堅持親自到北京去面見中國皇帝。對于這一要求的理由，韋伯斯特建議顧盛這樣說，即他攜帶有一封美國總統(tǒng)親筆簽署的致中國皇帝的友好信，他只能將這封信交給皇帝本人，或者在皇帝在場時交給一個宮廷高官。

　　還可以說自己是美國政府代表中最高級別的官員，只能去見皇帝或他的首要官員。韋伯斯特推測，如果顧盛到了北京，預料會碰到叩頭這個老問題。至于如果解決這個問題，顧盛可以隨機應變。“盡力避免冒犯，或傷害這個國家的自豪感，與此同時，要小心不去做任何可能看來，甚至在中國人自己看來，意味著你的政府地位低下的事情，或者任何意味著達不到完全獨立于所以國家的事情。”顧盛可以說，“美國政府始終為宗教和榮譽感所支配，這個國家的宗教思想和活動與中國不同，他不能做他自己國家的宗教和榮譽感情禁止做的事情。你對中國皇帝至為尊敬，準備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陛下的所有敬意。但是千萬不能讓中國政府和人民認為你是納貢者，或讓他們認為美國地位低于中國或其他國家”(保羅·赫伯特·克萊德編：《美國對華政策：外交公共文獻，1839~1939》，第11頁)。

　　韋伯斯特指示顧盛不要介入中國與歐洲國家之間的爭執(zhí)，而是要以恰當?shù)姆绞皆谥袊賳T面前展示美國的崇高品格、重要性和力量。“你可以說美國的領(lǐng)土多么遼闊，美國的巨大商業(yè)遍布所有海洋，美國強大的海軍在各地為商業(yè)提供保護，美國的眾多學校和機構(gòu)傳授人類知識和智慧。”顧盛要讓中國人了解美國的歷史，知道美國原來臣服于英國，多年前掙脫了這種隸屬關(guān)系，宣布了自己的獨立，用手中的劍，經(jīng)過7年的戰(zhàn)爭，確立了自己的獨立，現(xiàn)在是與英國地位平等的國家。韋伯斯特分析，美國與中國距離遙遠，更重要的是美國在中國附近沒有殖民地，這將自然而然地降低中國人對美國人懷疑并增加對美國人的友好感情。顧盛要讓中國人感到對美國不必有任何猜忌。最后韋伯斯特要求顧盛也要向中國當局發(fā)出暗示性威脅警告，“你要以明確的言辭確定無疑的方式表示，如果允許其他政府治下的人享有比給予美國公民更大的特權(quán)或商業(yè)設(shè)施，美國政府將認為不可能仍舊對皇帝保持友好和敬意”(保羅·赫伯特·克萊德編：《美國對華政策：外交公共文獻，1839~1939》，第11、12頁)。

　　顧盛攜帶的美國總統(tǒng)泰勒致中國皇帝的信也是由韋伯斯特撰寫的。這封信的行文用語在做到不卑之時，也盡量對中國皇帝加以恭維。開頭即寫道：“愿您圣體康安。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帝國，幅員遼闊涵蓋世界很大地區(qū)。中國人口眾多，您有億萬臣民。美國有26個地區(qū)，幅員與中國同樣廣大，盡管我們的人民不是太多。太陽升起時俯瞰的是中國的高山大川，太陽落下之時看到的是同樣巨大的美國山川。我國的領(lǐng)土從一個大洋延伸到另一個大洋，在西邊只是海洋將我們與你們的國土分割了開來。從我們的條條大川中的一條河口出發(fā)，揚帆一直向著日落的方向航行，就到了日本，到了黃海。”接著信中表達了善意通商要求，說明派出顧盛前來中國，到北京向皇帝問安，并締結(jié)商業(yè)條約，讓美國人不僅能夠在廣州，而且能夠在廈門、寧波、上海、福州以及所有對中美都有利可圖的地方進行貿(mào)易。信中還表示美國商人必須遵守中國和美國的法律，“我們將不支持邪惡之徒，不鼓勵他們違反你們的法律”[《丹尼爾·韋伯斯特文集》第6卷(The Works of Daniel Webster.Volume VI,Seventeenth Edition)，波士頓：1877年版，第476頁].

　　帶著韋伯斯特制定的對華外交方略，顧盛于1843年8月5日乘坐密蘇里號船離開了美國。他原計劃安排是先到埃及，從陸路穿過蘇伊士地峽，再乘船到孟買，到那里與美國的小艦隊會合。可是當航行到直布羅陀海峽時，密蘇里號著火燒毀了，顧盛于是乘坐英國船到了孟買，在那里換上了美國船布蘭迪瓦恩號(the“Brandywine”)，于1844年2月24日到達澳門。顧盛離美前聘請丹尼爾·韋伯斯特的兒子弗萊徹·韋伯斯特為他的秘書一同出使中國。到澳門后他又聘請長期在華的傳教士俾治文和伯駕作為秘書，后又再增聘衛(wèi)三畏，一同協(xié)助他與中國官員談判。對于不請自來的美國全權(quán)大使，中國當局并不歡迎。

　　1843年10月，美國駐廣州領(lǐng)事保羅·福布斯奉華盛頓政府之命通知兩廣總督耆英，美國的使團正在來華途中，并詢問前往北京的路線，然而得到的是冷冰冰的回答，指出美國沒有必要派遣使節(jié)來華，更是不準美國使節(jié)前往北京。面對地方官員的冷遇，顧盛抵華后與廣東地方當局進行了積極主動的交涉。到達澳門三天后，即2月27日，顧盛就致信代理兩廣總督程矞采，表達對中國皇帝的問候和美國的要求。他宣稱自己的使命是去北京遞交美國總統(tǒng)給中國皇帝的信，要在澳門停留一些日子以便布蘭迪瓦恩號添加給養(yǎng)，然后繼續(xù)北上到白河河口，借此機會向陛下問安。對于這封信，程矞采拖了三周后才于3月19日予以回復。程矞采在回信中一方面稱贊美國使節(jié)向皇帝問安顯示他們“恭敬有禮值得贊揚”,但是又強烈呼吁顧盛不要想去北京，因為這種事中國皇帝必須首先得到奏報才能決定，況且還從沒有一艘商船到過那里，再說那里也沒有翻譯人員，沒有大臣受命簽訂條約。就是英國人也沒有到北京進行談判。皇帝已經(jīng)發(fā)布了一個詔書讓阻止顧盛進京，也沒必要簽訂一個條約。

　　3月23日顧盛回復程矞采，拒絕與欽差大臣之外的其他人討論條約問題，仍然堅持要北上，但是表示愿意從陸路去北京。對此程矞采回復說不可能，等待一個從北京的回復需要3個月左右時間。

　　4天后顧盛再次致信程矞采，提出還想北上，如果清廷想讓他留在廣州，就應該指示總督接待他，提醒他拒絕一個友好國家的使節(jié)在西方國家看來就是進行戰(zhàn)爭的正當理由。顧盛建議讓布蘭迪瓦恩號航行到黃埔，鳴炮致敬。

　　3天后，程矞采的回復仍稱沒有必要簽訂一個條約，因為中美貿(mào)易在沒有一個條約的情況下成功進行了很久。大清的律法不許河流上有戰(zhàn)艦，不允許鳴炮，即使動機是好的[肯尼思·斯科特·拉特雷特：《早期中美關(guān)系史：1784~1844》(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History of Early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784-1844)，紐黑文：1917年版，第136~137頁].到了4月12日程矞采再次致信顧盛，告知他還沒有任命欽差大臣，一旦有了任命就告訴顧盛。為了對清政府施壓，顧盛第二天派美船布蘭迪瓦恩號(the Brandywine)駛往離廣州僅12英里的黃埔，名義上是進行友好訪問。該船到達這里后艦長更進一步要求雙方鳴炮致敬，邀請他本人到廣州的總督衙門訪問。程矞采聞訊大為震驚，命令該船返回澳門，指出這樣一艘武裝船來展示禮節(jié)甚是奇怪，帶有好戰(zhàn)氣派。顧盛知道美國政府沒有授權(quán)他對中國動武，在虛張聲勢一番后，便又回歸交涉之道。

　　他于5月9日致信程矞采，表示其在北上之前會等待更長時間，以便等待北京的指示，同時提醒程矞采，外國使節(jié)代表他們國家的主權(quán)，對他們的不敬就是對他們國家的不敬，無緣無故傷害外國使節(jié)，就是對一個國家最嚴重的傷害。他的耽擱會引起美國的不滿。不過他又表示自己并不是特別想去北京，他樂意在廣州談判，而不是去天津或北京冒傷害使命成功的風險(肯尼思·斯科特·拉特雷特：《早期中美關(guān)系史：1784~1844》，第137頁)。在顧盛的催迫下，清政府終于任命耆英為欽差大臣前來談判。

　　5月4日，程矞采回復顧盛說已經(jīng)任命了耆英為欽差大臣，估計6月5日就到了廣州。耆英于5月30日到了廣州，6月17日耆英到達澳門附近望廈村的觀音廟，第二天他訪問了美國艦隊，第三天6月19日美國人回拜，當晚，三名中國官員陪著欽差大臣耆英會見了韋伯斯特、俾治文和伯駕這三個顧盛的秘書，安排談判程序。

　　21日顧盛提交了自己的條約方案，并講了5點基礎(chǔ)性原則，即美國將以友好與和平為基礎(chǔ)對待中國;美國盡管不指望絕對的互惠互利，美國的港口是對所有國家的船只開放，美國沒有出口稅，而中國只開放了5個港口，征收出口稅，不過美國默許在這個問題上接受中國皇帝樂于采取的觀點;美國人建議的條約與英國的條約不同之處是英國擁有香港，而美國沒有也不想有租借地;他在起草這個條約時考慮了中美雙方的利益。接下去中國和美國的秘書們會談了幾天，地點有時在顧盛于澳門的住處，有時在望廈村。關(guān)于顧盛去北京面見中國皇帝之事，耆英明確予以拒絕，表示顧盛如果堅持北上的話，談判就不再進行，顧盛于是提出請耆英將美國總統(tǒng)給中國皇帝的信交給中國皇帝，對此耆英欣然接受。在這個問題解決后，商業(yè)條約談判一帆風順，7月3日雙方簽訂了條約，第二天顧盛向在華的美國商人發(fā)出信件，宣告了條約的簽訂，7月5日耆英返回廣州(肯尼思·斯科特·拉特雷特：《早期中美關(guān)系史：1784~1844》，第139~140頁)。

　　顧盛為了達到簽訂條約的目的在到北京面見中國皇帝的問題上做出了讓步。不過當時他還提出了一個保留條件，即將來要是中國政府在北京接待其他國家全權(quán)大使的話，美國人也應受到同樣的對待。當時顧盛以為即將到來的法官全權(quán)大使會到北京去進行談判?？墒穷櫴⒌鹊椒▏珯?quán)大使到來后，得知法國全權(quán)大使并沒有受命堅決要求去北京談判。這樣顧盛就覺得自己也難以再堅持去北京，便于1844年8月24日乘坐美國船“佩里號”啟程回國了(丹尼特·泰勒：《美國人在東亞》，第155~156頁)。

　　《望廈條約》的簽訂是美國外交策略的勝利。參與談判的美國傳教士俾治文對于《望廈條約》的簽訂倍感欣喜，他在自己主辦的《中國叢報》上寫道：“中國政府的態(tài)度和全部做法發(fā)生了改變。中國與整個世界的關(guān)系也發(fā)生了改變，外國人在這個國家的處境也發(fā)生了變化。很顯然一場偉大的革命已經(jīng)開始了。這個天朝帝國古老的政策改變了。我們?yōu)榇烁械礁吲d，不是為已經(jīng)實現(xiàn)的變化而高興，而是為正在到來的變化而高興。顯而易見，上帝之手正在指導著這些變動，將使得這些神意目的之推進無所阻礙。但是同樣明顯，在這樣的時刻，人也必須承擔偉大的責任。”[“近事記：中美之間的條約”,載《中國叢報》(Journal of Occurrences:Trea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in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ume?。July,1844.No7)，第13卷第7號，香港：1844年版，第386頁]顧盛之所以能夠僅靠口舌之力就取得這樣的成功，是因為他執(zhí)行了韋伯斯特制定的對華外交策略。韋伯斯特洞悉了中國當政者對待西方國家的心理，知道清朝政府在外國人面前既虛妄自大卻又心存畏懼。針對這種心理，他選擇了對華虛言示好的外交策略，以求通過滿足中國當局的妄自尊大心理，達到擴大美國在華利益的目的。顧盛在與中國官員的交涉中踐行了這種策略，他以對中國皇帝的恭維之詞為誘餌，以友好、和平和公正為說辭，輔之以武力炫耀和暗示性威脅，擊中了中國當局的軟肋，達到了不戰(zhàn)而屈人之國的目的。

　　值得指出的是，清政府官員對于《望廈條約》的簽訂在心理上也是滿意的。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使得他們在西方人面前尊嚴喪失，他們渴望能夠有西方國家主動示好來挽回面子，至于讓其他國家也享受英國取得的通商權(quán)益，那是可以接受的事情。事實上在顧盛來華之前，中國當局已經(jīng)向在華的美國人表示允許美國人享有英國人所有的商業(yè)權(quán)益。

　　1843年11月，道光皇帝下詔稱：“現(xiàn)在既然已經(jīng)應允英夷貿(mào)易，其他國家，不管是美國還是其他國家，自然將允許貿(mào)易而不加歧視，以顯示我們的安撫目的。”[沃倫I·科恩：《美國對中國的反應：中美關(guān)系史》(Warren I Cohen,American Response toChina:A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紐約：2010年版，第11頁]正是在這種心理驅(qū)使下，欽差大臣耆英對中美《望廈條約》的簽訂和美國的示好表現(xiàn)甚為滿意。對此唐德剛評價道：盡管新條約使得他們的國家主權(quán)受到相當大的損失，中國的外交官們，尤其是耆英，對這個新協(xié)定感到滿意。

　　9月9日，也就是顧盛啟航離開的兩周后，耆英送給他兩封信，一封是官方信件，另一方是私人信件，告知顧盛中國皇帝已經(jīng)批準了這個條約。在官方信件中，耆英說在望廈協(xié)商的條約的每一條款北京的朝廷都回答“照準”.他說他現(xiàn)在持有皇帝批準的條約副本，等到美國政府批準的條約文本到來后進行交換。這個欽差大臣還贈送顧盛一幅自己身著官服的畫像，并致以良好的祝愿。[唐德剛：《1844~60年美國在華外交》(Te-Kong Tong,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China,1844~60)，西雅圖：

　　1964年版，第5頁]美國學者沃倫·科恩認為中國人對于《望廈條約》失去權(quán)利并不在意，“對于19世紀的中國人而言，這些讓步并無特別重要性。他們?nèi)鄙倜褡鍑乙庾R，也還缺乏對民族國家權(quán)利的減少在思想上加以關(guān)心的理由”(沃倫I·科恩：《美國對中國的反應：中美關(guān)系史》，第13頁)。也許當時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不在意，只不過執(zhí)掌國運的清朝政府在鴉片戰(zhàn)爭后膽識俱缺又虛妄自大，故被美國的外交策略所勝而不自知。執(zhí)政者昏聵誤國，徒令后人哀之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