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京兆杜陵(今陜西西安市東南)，后徙居襄陽，因曾祖官終鞏縣令，遂世居鞏縣(今河南)。唐玄宗登基的先天元年。杜甫出生于鞏縣城東二里的瑤灣。因此，他可以說是大唐開元盛世的同齡人。杜甫不是貴族。但也并非勞動人民出身，他出生于一個“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這一歷史條件，也就規(guī)定了杜甫要成為一個同情人民的詩人，不可能不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他生活道路曲折多變，仕途也歷盡坎坷。
　　杜甫的一生，大約經(jīng)歷了四個時期。讀書游歷時期(三十五歲以前)，是他的創(chuàng)作的準備時期；困守長安時期(三十五歲到四十四歲)。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后的生活道路和創(chuàng)作道路；陷安史叛軍中與為官時期(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詩人歷盡艱險。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實際斗爭，使杜甫寫出了一系列具有高度的愛國精神的詩篇，并達到了現(xiàn)實主義的高峰；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四十八歲后)，讓他從此真正走向了人民。此期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zhì)，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chuàng)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nèi)容。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杜甫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同時也是我國歷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詩人之一。他的詩。不僅具有極為豐富的社會內(nèi)容，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傾向，而且充溢著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崇高精神。杜甫之詩自中晚唐開始被稱為“詩史”。因為他真實地記錄了安史之亂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歷史過程。其實杜甫的詩也是自己一生遭逢戰(zhàn)亂、流寓秦隴巴蜀湖湘的史傳，只是他的喜怒哀樂無不與國事天下事相關，命運的機緣巧合又將他推到了歷史的轉(zhuǎn)折關頭，處身于戰(zhàn)亂的旋渦之中，才使他的個人經(jīng)歷都變成了反映興亡治亂的“國史”。
　　縱觀杜甫一生的詩歌創(chuàng)作，像《麗人行》、《兵車行》、“三吏”、“三別”等作品較多地停留在社會批判、政治勸諫、道德評說的層次，用孔子的興、觀、群、怨來解釋，其功能主要是觀、群、怨，是功利性的。這些作品其價值主要是史。把“詩史”在更高的思想、藝術水準上推進的是他在漂泊西南時期夔州詩的創(chuàng)作。尤其為七律。在這些作品中，具體的瑣細的史實、場景基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對歷史變遷的深刻感受和表現(xiàn)。這種感受和表現(xiàn)。依然有著厚重的政治、倫理意味，依然是在儒家“觀”、“群”、“怨”框架下展開的，但“興”被最大限度地凸現(xiàn)出來。儒家文學精神中藝術觀照的審美潛力得以最充分地展現(xiàn)，這使得杜甫超越了具體物態(tài)的“史”的層面而達到了具有相當自由活躍狀態(tài)和思想緊張度的詩“興”的精神層面。
　　765年春夏之交，杜甫出蜀后經(jīng)忠州抵云安，因病滯留到第二年(766)春天，移家夔州(今重慶奉節(jié)縣)。直到大歷三年(768)正月出峽東下，共住了一年零九個多月。先后換過四個住處：先住在赤甲，后在西閣寄居近一年，又搬到西，買了四十畝柑園，并受夔州都督柏茂琳委托，代管一百傾公田，以解決一家生計問題，最后搬到東屯。夔州是形勝之地，但比較荒涼叉不甚開化，風俗落后，生活很苦。這時巴蜀地區(qū)也陷入了戰(zhàn)亂之中，杜甫離開草堂后的同年九月，仆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土谷渾等大肆人寇，長安險些再度陷落。閏十月，劍南節(jié)度使郭英
　　與西山都知兵馬使崔旰互相殘殺，導致西川大亂。次年三月。崔旰又擊敗劍南東川節(jié)度使張獻城，導致東川大亂。杜甫在這一時期本來就貧病交困，肺病、糖尿病等嚴重地影響著他的健康，加上戰(zhàn)亂無休無止，情緒更加低沉。但他始終高揚著一種悲天憫人、關懷現(xiàn)世的精神。杜甫就是這樣一個圣者，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但又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對儒家學說也有所突破。比如，儒家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杜甫卻是不管窮達，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杜甫卻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謀其政。在夔州，杜甫從不忘對詩歌的創(chuàng)作，每一首詩都融入了他人世的精神。他寫了大量詩歌，計有四百多首。這時他已進人人生的總結(jié)階段，創(chuàng)作藝術也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期。
　　夔州的名勝古跡很多，杜甫多次登上白帝城樓。徘徊于先人的遺跡，懷想蜀漢君臣風云際會的歷史，觸目生悲，留下了《八陣圖》、《白帝城最高樓》、《古柏行》、《白帝》等名篇。《八陣圖》五絕，“武侯之志，征吳非所急也。乃北伐未成，而先主虢亭挫敗，強鄰未滅，剩有陣圖遺石，動悲壯之江聲。故少陵低徊江浦，感遺恨于吞吳，千載下如聞嘆息聲也。”咽埏評論日：“灑英雄之淚，唾壺無不碎者矣。”《白帝城最高樓》中結(jié)句“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進空回白頭”，多么悲壯感人的形象!與《旅夜書懷》中的“天地一沙鷗”一樣，這也是一個獨立在廣闊時空中的藝術形象，只是背景換成了整個動亂時代的幻影。“志士幽人奠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古柏行》)點出了詠古柏的根本旨趣所在。“公平生極贊孔明，蓋有竊比之思，孔明材大而不盡其用，公嘗自比稷、契，材似孔明而人莫用之；故篇終而結(jié)以‘材大難為用’，此作詩本意，而發(fā)興于柏耳。”“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白帝》)在烏云和暴雨之下隱含著詩人對亂世的感受，民生凋敝，一片凄涼。這里的每一首詩篇無不滲透著他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抱負和人世精神。
　　夔州又是屈原、昭君生長的地方，但與惡劣的風土民俗又如此不相協(xié)調(diào)，引起他對民生問題更深層的思考。從《詠懷古跡五首》、《最能行》、《負薪行》中不難見出歷史與現(xiàn)實的這種矛盾。《詠懷古跡五首》對于古跡的描寫所占的比重很小，重點在于對歷史人物的評論。“五首各一古跡。第一首古跡不曾說明。蓋庾信宅也。借古以詠懷，非詠古跡也。……公于此自稱‘詞客’，蓋將自比庾信。先用引起下句，而以己之‘哀時’比信之《哀江南》也。”“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一句，對庾信作出了公正的評價，充分肯定了他的成就，成為后人評價庾信的定論。對宋玉的懷念和追尋，也正說明了詩人在現(xiàn)世“去鄉(xiāng)離家”、“悲憂窮戚”之寂寞。“玉悲‘搖落’，而公云‘深知’，則悲與之同也。故‘悵望千秋’，為之‘灑淚’；謂玉蕭條于前代，公蕭條于今代，但不同時耳。不同時而同悲也……知玉所存雖止文藻，而有一段靈氣行乎其間，其‘風流儒雅’不曾死也，故吾愿以為師也。”寫昭君的不遇象征著許多被埋沒草野的士人共同的命運，有多少賢哲因為執(zhí)政者不識真人而錯失了用時的機會?對于這一點杜甫無疑有過最痛切的體會。“吳日：庾信、宋玉皆詞人之雄，作者所以自負。至于明妃若不倫矣；而其身世流離。圃與己同也。篇末歸重琵琶，尤其微旨所寄，若日：雖千載已上胡曲，茍有知音者聆之，則怨恨分明若面論也。此自喻其寂寥千載之感也。”“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這一句。是詠劉備的正意所在。“此一首是詠蜀主。而己懷之所系，則在于‘一體君臣’四字中。蓋少陵生平，只是君臣義重，所恨不能如先主武侯之明良相際耳。”這種生死不渝的君臣之情與杜甫在現(xiàn)世那種主弱將驕、叛亂四起的局勢相對照，杜甫的心情哪能不悲憤苦悶呢?對諸葛亮的一生高度評價，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但他已深深感嘆“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杜甫雖然盼望在此危難之際能有諸葛亮這樣的人物出來收拾殘局，但他也似乎意識到即使有諸葛亮這樣的大材和忠心，也不能恢復已經(jīng)轉(zhuǎn)移的國運了。這種對現(xiàn)實的無奈和絕望時刻涌上杜甫的心頭。“此第五首，則詠武侯以自況。蓋第三首之以明妃自喻，猶在遭際不幸一邊，而此之以武侯自喻，則并其才具氣節(jié)而一概舉似之。”《負薪行》中把貧苦的勞動婦女作為題材并寄以深厚同情，在全部古典詩歌史上都是少見的。詩寫土風。文字樸素。“《負薪行》言夔州俗，坐男而立女，有四十、五十無夫家者。末云：‘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與下《最能行》俱因夔州風俗薄惡而發(fā)……又以‘射利’忘其‘死生’，而兼‘鹽井’。形容婦人之苦極矣!然以‘野花山葉’比于金釵，則當之者以為固然，不知其苦也，尤可悲也!”
　　在追懷歷史的同時，詩人也總結(jié)了自己人生的歷程和唐王朝興衰的教訓?！肚锱d八首》《洞房》諸章，都是回憶長安往事。或抒發(fā)盛衰之感?；蛑S刺當時君臣，無不關乎國家興亡，寄托深遠?！栋税г姟穱@安史之亂前后的歷史，贊美了在亂政和戰(zhàn)亂中堅持氣節(jié)或平亂有功的各類人物，也是給開元以來的友人和時賢所作的列傳。“老杜之《八哀》，則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淵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矣。蓋當時盜賊未息，嘆舊懷賢而作者也。”《壯游》、《遣懷》、《昔游》、《夔州書懷四十韻》、《往在》等回憶自己從少年時代一直到流露巴蜀的畢生遭際。更是有意識地為自己留下的自傳。“少陵《壯游》詩乃晚年自作小傳，‘往者十四五’一段，敘少年之游；‘東下姑蘇臺’一段，敘吳越之游；‘中歲貢舊鄉(xiāng)’一段，敘齊趙之游；‘西歸到成陽’一段，敘長安之游：‘河朔風塵起’一段，敘奔鳳翔及扈從還京事；‘老病客殊方’一段，敘貶官后久客巴蜀之故。通首悲涼慷慨，荊卿歌耶?雍門琴耶?高漸離之筑耶?”杜甫一生的特殊遭際，與“安史之亂”這一特定的歷史階段戚戚相關，反映了這一段唐王朝興亡治亂的“國史”。這是杜甫在晚年詩作中對自己一生的總結(jié)，也可以算是對“詩史”的最好總結(jié)。杜甫以盛唐人追求理想的頑強精神不倦地謳歌著平定動亂，中興國家的愿望，描繪出了這一苦難時代的歷史畫卷。他親身體驗的一切兵災禍亂，都和他家庭的悲歡離合融合在一起，他對自己貧病潦倒的哀嘆都與對國家盛衰的深刻思考結(jié)合在一起。
　　當然所有的回憶都是因現(xiàn)實而發(fā)，所以夔州時期對當前軍政大事的關注和評議，仍是杜詩的重要題材。以《諸將五首》為代表的政論詩，指向了安史之亂平定后最嚴重的武將失控的問題，而對被“誅求”的百姓的深刻同情，也時時流露在觀覽風物、傷春悲秋乃至晴雨變化等日常生活的描寫中。郝敬日：“五首慷慨蘊籍，反復唱嘆，憂君愛國綢繆之意，殷勤篤至，至未及蜀事，深屬意于嚴武，蓋己嘗與共事，而勛業(yè)未競，特致惋惜，亦有感于國土之遇耳。”步瀛按：“此子美深憂國事，望武臣皆思報國，而朝廷用得其人，故借諸將以寓其意焉。”
　　反映時事、諷喻世情或自傷身世的詠物詩，是杜詩從秦州詩到草堂詩逐漸形成的一個大宗，到夔州詩里又發(fā)展為寓言式的詠物。且多以動物為賦詠對象，借題發(fā)揮。如《麂》五律一首，全篇代麂說話，其實是借麂以罵世。杜甫因小見大，這是整個剝削階級吸吮人民汗血的真實寫照。“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詩人代麂痛罵，充分表現(xiàn)了人民的憤怒。黃生說：“結(jié)語將衣冠盜賊作一處說。其罵世至矣!后半語不離詠物，意全不是詠物，此之謂大手筆!”吳喬云：“《麂》詩。為黎元也。衣冠盜賊，四字同用，筆罰嚴矣。其日蒙將，日無才。日不敢恨，悲憤之中飾詞也。”又如《孤雁》五律一首，“以興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涼零落。小人沓喧競。其形容精矣。”總之“天地之間，恢詭譎怪，茍可以動物悟人者舉萃于詩”是杜甫詠物詩的一大特點。
　夔州詩這一創(chuàng)作高潮出現(xiàn)在杜甫生活比較寂寞沉閹的時期。重要詩篇以回憶、評論、懷古為主，這就引起了藝術表現(xiàn)上的一些變化，或者說早年已有的一些新變到夔州詩里得到了強化。這些變化與他這一時期對詩歌藝術的深刻思考也是密切有關的。從草堂詩開始，杜甫已經(jīng)在有意識地探索當代詩藝的得失?！稇驗榱^句》不但對當前有爭議的庾信、四杰等前代詩人作出公允的評價，對屈原、宋玉和齊梁的清詞麗句加以分辨，而且批評某些人一味崇尚清麗的詩風，缺乏雄渾的氣魄。這些見解在他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而他早年用新題樂府一反映時事的創(chuàng)作，雖然在當時沒有理論的表述，但在夔州時寫給元結(jié)的《同元使君春陵行》，就明白地道出了他贊同詩歌“知民疾苦”、采用“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的主張。作于夔州的《解悶十二首》中的若干篇章，一一評述蘇李詩、謝靈運、陰鏗、何遜、孟浩然、王維等人的成就，表述了向他們學習的苦心。《偶題》從騷人的傳統(tǒng)追述到建安詩人，說出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兩句至理名言。夔州詩在藝術上的變化，也是他對詩歌內(nèi)在之“理”更進一步的探索。當詩歌上升到盛唐的巔峰時期以后，如何突破傳統(tǒng)的創(chuàng)作思路，繼續(xù)向前發(fā)展。使詩歌自身的潛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fā)揮?特別是在缺乏早年那種重大事件的親身體驗和豐富多彩的生活經(jīng)歷的情況下，詩歌怎樣才能避免陳熟單調(diào)、停滯不前?這些都是杜甫在回顧總結(jié)前人成就之后必然要遇到的問題。他在夔州的各類詩體里作了許多表現(xiàn)藝術方面的突破性嘗試。對于這些嘗試及其給后人帶來的影響，前人的看法見仁見智。但無論如何，夔州詩內(nèi)容題材和表現(xiàn)手法的變化多樣，超出了杜甫一生創(chuàng)作中的任何一個時期，代表著他的藝術已到晚期的成就。
　　夔州詩突出的新變之一是率意成章的作品和逞其才力的作品各見增多。它們一般都是抒寫日常生活的閑情瑣事，或與朋友酬唱贈答、談藝論文等等。前者長短不拘，如陳貽先生所說：是當文章隨便寫，在特定的情境中表達他的心情，有的苦澀，有的古拙，有的粗放，也很有詩意?！队殖蕝抢伞吩娨皇?，詩人以七律代書簡訴求生活瑣事，勸吳對貧婦要親近，讓她來打棗子，不要插籬。反映了當時戰(zhàn)亂不息。誅求無厭給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和詩人悲天憫人的儒家情懷。此詩實際上是詩人運用七律的形式表現(xiàn)了新題樂府的內(nèi)容。又如《驅(qū)豎子摘蒼耳》五古一首。對于摘蒼耳這一件小事，杜甫也會想到廣大的人民身上去，足見他那種“窮年憂黎元”的精神?！犊`雞行》七古一首“全是先生借雞說法”，“結(jié)語更超曠，蓋物自不齊，功無兼濟，但所存無間，便大造同流，其得其失，本來無了””。后者以長達數(shù)百字的五古為代表，排比鋪張而又對仗工整，一韻到底，難度極大。如《壯游》一詩，“押五十六韻，在五言古風中，尤多悲壯語，如云：‘往者(‘昔’一作‘者’)十四五……以我似班揚’……‘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雖荊卿之歌，雍門之琴，高漸離之筑，音調(diào)節(jié)奏，不如是之躍宕豪放也。”“此篇短長夾行，起十四句，即以十二句間之。次十六句，即以二十二句問之。后二十六句，又以十四句收之：參錯之中，自成部署。杜集中，敘天寶亂離事，凡十數(shù)見，而語無重復，其才思能善于變化。”“每敘一處，提筆徑下。若停手細描，有濃淡相間，便令章法不勻，氣概不壯。”總之，無論難易，都標志著杜甫在藝術上的老境，可見其自由運用詩歌藝術的功力。這兩類詩對于中唐兩大詩派的形成具有啟導先路的作用。
　　夔州詩的另一個重要的變化是運用七律表現(xiàn)抽象的評論和回憶中的印象。以《諸將五首》為代表的組詩，將古詩長于選擇典型事例，敘述自由的特點運用在講究對仗的七律之中。通過變化奠測的句式，使原來只適于抒情寫景應酬的七律發(fā)揮出敘事議論的最大潛力。陳廷敬曰：“五首合而觀之，‘漢朝陵墓’、‘韓公三城’、‘洛陽宮殿’、‘扶桑銅柱’、‘錦江春色’皆從地名敘起；分而觀之，一、二章言吐蕃、回紇、其事對，其詩章，句法亦相似；三、四章言河北、廣南，其事對，其詩章，句法又相似；末則收到蜀中，另為一體。杜詩無論其他，即如此類，亦可想見當日爐錘之法，所謂‘晚節(jié)漸于詩律細’也。”“五首純以議論為敘事，箭謨壯彩，與日月爭光。”以《秋興八首》為代表的組詩，將許多典故和故事化為一個個美麗的畫面或片斷的印象，在不連貫的組合中，描繪出長安昔日的繁華利今日的冷落。浮想聯(lián)翩，如夢似幻。在詩中，循環(huán)往復的意緒和意象是破敗的現(xiàn)實(夔州)、輝煌的被夢幻美化了的過去(長安)、對未來不測命運的憂患，這三種意緒相互交織，彌漫籠罩了八首詩的各個部分。葉嘉瑩先生把這種意緒稱為“意象化之感情”，它“已經(jīng)不再被現(xiàn)實的一事一物所局限”。“乃是把一切事物都加以綜合醞釀后的一種藝術化了的情意”。正如《秋興》這個名字所表明的，杜甫在創(chuàng)作這組詩時，其動力在于情感、思想、夢想的感發(fā)、興起，而這些詩在面對讀者時，也一樣是對讀者情感、想象、聯(lián)想、心理渴求的感發(fā)和興起?！肚锱d》一開始就寫道：“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涌，塞上風云接地陰。”這既是寫眼前之景。更是寫時代大亂之景，在這種對時代災難的描寫中。已經(jīng)暗含著對美好事物的回憶、對夢想的執(zhí)著追求以及對未來的憂慮。在這里，露水晶瑩透明如同玉質(zhì)，而楓葉和菊花的紅黃之色也是熱烈燦爛的，這些東西都可能喚起詩人及讀者所有溫馨想象和情感。但鮮艷之楓卻被無情的秋“凋傷”了，而燦爛的菊花綻開的卻是如淚的花朵，這種意象出現(xiàn)了：“孤舟一系故園心”，但馬上又淹沒在現(xiàn)實凜冽的秋風中：“白帝城高急暮砧”。對過去美好時光的回憶、對夢想的描摹，在第五首、第六首中達到了高潮，情緒由開始的低沉、抑郁、滯重，一度變?yōu)闊崃?、浪漫、高亢，色彩則由暗淡、班駁變?yōu)槿A麗、輝煌，在第五首中，詩人這樣描寫皇宮和上朝的景象：“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云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圣顏。”前四句，詩人借用神話傳說，極寫長安皇宮的巍峨壯麗，烘托儒家理想在現(xiàn)世中的模板——玄宗開元盛世的神圣、美好。“云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圣顏。”一種云開日出、普照大地的幸福感、迷醉感四處彌漫。但這種輝煌也是很短暫的，在第六首，輝煌中也出現(xiàn)了危機：“芙蓉小苑人邊愁”，雖然“珠簾銹柱圍黃鶴，錦纜牙檣起白鷗”，但已有一種人生如煙、繁華似夢的深刻的人生虛幻感在內(nèi)了。因此第五、第六首詩的最后兩句，幾乎不約而同地從夢想的迷幻中跌落到悲慘冷清的現(xiàn)實：“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這樣再到第七首時，已是“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紅’與‘黑’是兩種強烈的顏色，表示一種過分成熟的感覺而有接近腐爛的一種傾向””，露水依然晶瑩可愛卻已變“冷”，紅蓮美麗嫵媚卻早已墜落在蕭瑟秋風中，一個無可挽回的衰敗的末世到來了，這樣一個時代里，精神依然屬于上一個時代的詩人預感到了入骨的冷落、凄涼：“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但詩人的理想是如此的有力，嚴酷的現(xiàn)實沒有能夠打斷他那已經(jīng)蓬勃如青草似的夢想的生長。于是，在第八首詩中，詩人寫出了更燦爛的夢境，更迷人的樂章：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彩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在前六句中，所有的景物無不金碧輝煌，不含一絲陰影，氣息是如此的暢快、流溢，但夢幻在“白頭吟望苦低垂”的不協(xié)調(diào)和音中再次被打斷。
　　把杜甫和李商隱作一對比是很有意義的，葉嘉瑩先生認為杜甫的感情博大而李商隱感情是深刻尖銳，因而在意象上杜甫是取自現(xiàn)成的實有之物象，而李商隱是出自想象力的物象。此說甚為正確。究其原因，則是杜甫的整個審美方式是較純粹的儒家方式，其中政治、倫理道德的因素在杜甫的審美感受表現(xiàn)中起到了根本性作用。因此，在審美觀照過程中所激發(fā)起的激情、想象、聯(lián)想都不是像屈原那樣上天入地、呼號長嘯、出沒無端，而始終被限定在政治倫理道德的各種規(guī)范之中。他觀照世界的角度是完全從整體出發(fā)的，是歷史的，個人的悲歡并沒有被特別地突出出來，而是與時代風云的變幻，世事的艱難緊密地連在一起，并且與對家國的憂患融而為一。“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彩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這是個人的感情，有的甚至有牢騷，但又何嘗不是國家的、民族的感情。因此，杜甫的審美世界中所蘊涵的是民抱物與的悲天憫人的儒家情懷。這一審美世界所表現(xiàn)的內(nèi)容因此是廣博的、包容萬物的。杜甫的七律在他的全部創(chuàng)作中占據(jù)重要的位置。在杜甫以前，古典詩歌的各種詩體已基本成熟，像五言律詩、七言古詩、樂府、五、七言絕句，都有杰出的作家作品，惟有七律，直到李白時代。尚未發(fā)展成為一種成熟的詩體，創(chuàng)作數(shù)量既少，質(zhì)量也不甚高。七律雖然只是每句比五律多了兩個字，但由于古漢語以單音節(jié)詞為主，每句由五言增至七言，其表現(xiàn)力大大增強；其格律如對仗、平仄、壓韻等的要求也就更加嚴格。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七律是中國古典詩歌形式的集大成者，七律的成熟才標志著中國古典詩歌形式的最終完成。杜甫除在五律、五古、七古、七絕上有突出成就外，其更具開創(chuàng)意義和總結(jié)意義的是七律上的貢獻。
　　杜甫在中國詩史上是空前絕后的，他以醇正的儒家圣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詩歌中，將中國古典詩歌的潛質(zhì)發(fā)揮到了淋漓盡致的境地。杜甫在詩史上的地位是崇高的，其影響籠罩了從中唐到晚清的詩歌創(chuàng)作。他在夔州時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特別是七律上的貢獻。為后世詩歌創(chuàng)作樹立了榜樣。他建立的作詩技巧標準成為后世學習詩歌的門徑，而他在藝術技巧上的創(chuàng)新則啟發(fā)了后來的創(chuàng)造者。杜甫不愧是一代“詩圣”，他漂泊夔州時期的詩歌創(chuàng)作，永遠在中華民族文化之林中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