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漢語修辭格的“互文”是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但已經(jīng)不太為我們所重視，在現(xiàn)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識的普遍運用，所以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紀后期興起的一個后現(xiàn)代主義的、強調文本間關系的文學理論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國卻幾乎是被約定俗成地翻譯成“互文”。筆者認為，雖然兩者在語言科學、思維認知、表達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聯(lián)系或暗合之處，但“互文”、“互文性”兩個概念應該只是字面上的一種巧合，沒有本質的內在聯(lián)系，：二者屬于不同的理論范疇，涵義與運用也大不一樣。對蒔者，我們要繼承和發(fā)揚，對后者，我們則要敢于“拿來”，更要善于“拿來”。
　　一、互文?；ノ募此^“互文見義”，是基于文體限制或表達的特別需要，將兩個或兩個以上意義有關聯(lián)或存在對應關系，能互相補充、互相滲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說明的語言結構單位按一定順序羅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簡意深、委婉錯雜等特定藝術效果的修辭手法?；ノ氖枪旁娢闹辛曇姷谋磉_方式，在中國文化中，這種表達方式在漢唐以前甚至在語言大發(fā)展的春秋時期就已經(jīng)取得長足發(fā)展，臻于成熟。所以說，互文的傳統(tǒng)或傳統(tǒng)的互文，都該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種種原因，特別是百年前新文化運動興起、白話文產(chǎn)生發(fā)展之后，互文這一表達方式運用漸少，似乎被我們束之高閣，日漸與我們隔膜、生疏，以至于現(xiàn)在我們大家包括各類大中小學校語文教師們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詩詞作家在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時用到的一種修辭手法”，最多也只不過是把互文當作一種已經(jīng)“死去的藝術”來欣賞，這一現(xiàn)實應引起我們高度警覺。這種認識既割裂了傳統(tǒng)，又可能扼殺了互文生存、發(fā)展的生機。
　　二、互文性、互文本。“互文性”是西方20世紀后期興起的一種強調文本間關系的文學理論的核心概念，通常指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文本之間發(fā)生的“交互”關系。作為“對歷史主義和新批評的一次反撥”，所謂“互文性”作為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一個文本策略，滲透于多種后現(xiàn)代文學中(包括元小說、元詩歌、反敘事、純小說、戲仿、拼貼等等)。它是一種價值自由的批評實踐，是所謂“互文性革命”——結構主義批評家在放棄歷史主義和進化論模式之后，嘗試應用互文性理論，來看待和定位人文、社會乃至自然科學各學科之間關系的批評實踐。這種批評實踐并不隸屬于某個特定的批評團體，而是與20世紀歐洲好幾場重要的知識運動相關，例如結構主義語言學、精神分析學、馬克思主義、俄國形式主義和解構主義。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羅德·布魯姆、羅蘭-巴特與朱麗婭·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動互文性革命并從理論上系統(tǒng)建構起文本與互文性觀念的，當推巴黎的兩位著名批評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對話概念、狂歡理論。我們知道，在布魯姆“影響的焦慮”理論中，互文性不過是兩個個體詩人之間的影響關系。而巴赫金則提倡一種文本的互動理解。
　　從批評理論的角度看，對于文學文本的互動理解，其實在英美文學批評乃至文學創(chuàng)作中并不鮮見。18世紀初，亞歷山大·蒲伯曾在維吉爾的作品中發(fā)現(xiàn)了荷馬，蒲伯確信，一首詩在模仿自然方面的優(yōu)劣，取決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說取決于它對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認為任何藝術作品都會融入過去與現(xiàn)在的系統(tǒng)，必然對過去和現(xiàn)在的互文本發(fā)生作用。尤其在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喬伊斯利用荷馬史詩的情節(jié)敷設他的篇章，并在兩個文本問確立了一種肯定的互文關系；又通過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種內文本關系；還因對荷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現(xiàn)出一種否定的互文關系——無論是吸收還是破壞、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無論是自我引用還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總是與某個或某些前文本糾纏在一起；同時，讀者或批評家總能在作品中識別出這個特定文本與其特定先驅文本的交織關系。
　　巴赫金從對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研究、從小說中各種外文學文本存在的現(xiàn)象考察出發(fā)，把文本中的每一種表達，都看作是眾多聲音交叉、滲透與對話的結果。巴赫金把這種共存互動稱之為小說的“多聲部”或“復調”現(xiàn)實，并用“文學狂歡化”概念來支持他的對話理論。他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種共時結構，偏愛把文學置于文學之外的象征性語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個雜亂擁擠的互話語空間，創(chuàng)造一個眾聲喧嘩卻又是內在和諧的彈性環(huán)境，從而賦予語言或意義某種不確定性。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與“互文性革命”。1973年，巴特幾乎在發(fā)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時，發(fā)表了著名論文《文本的理論》，文中他試圖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來，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體，甚至不是一個概念，文本產(chǎn)生于讀者與文字間的關系空間，它是一個生產(chǎn)場所；文本作為生產(chǎn)活動，它生產(chǎn)出來的不是產(chǎn)品，而是一個作者與讀者相遇、上演戲劇、進行語言游戲的場所。巴特進而又說，文本是意指，是一種意指實踐，是讀者參與的意指實踐過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現(xiàn)的多元性。
　　依據(jù)這一理論，讀者閱讀的過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過程之中。他不僅將與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認同，而且還必須被化簡為零，被置于一種啞然失語的危機時刻。這是審美快感到來之前的準備階段。然后，讀者便可進入自由聯(lián)想的過程、重構多元意義的過程、定義幾乎無法定義的內涵的過程。所以結論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強烈反悖與戲仿特性，而對任何文本也都有一個再創(chuàng)造過程。所以，互文性結構規(guī)律乃至解構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對我們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批評，對我們繁榮文學藝術、進行社會主義新文化建設有借鑒、指導作用，完全可以“拿來”，當然應當“拿來”!而互文運用除節(jié)約筆墨之外，還可以更好地表達作者特定的深意隱情，能表現(xiàn)出特定的藝術效果，我們當然也要敢于嘗試，要善于運用，要重視對這些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繼承、發(fā)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