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的新啟蒙運動是中國近現(xiàn)代啟蒙運動史上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它以“繼承五四、超越五四”為口號，宣揚愛國主義，主張自由、民主，倡導新文化建設，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五四”啟蒙的歷史局限，實現(xiàn)了啟蒙目標的現(xiàn)實化、啟蒙武器的民族化、啟蒙態(tài)度的理性化、啟蒙主體的大眾化和啟蒙哲學的科學化。在國難當頭的艱難 形勢下，它喚起了中華民族的新覺醒，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形成與發(fā)展作出了貢獻。

　　一、新啟蒙運動提倡“中國化”并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研究開始于五四運動，而形成大規(guī)模和廣泛深刻的影響則是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從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的提出，雖然經(jīng)歷了長期的認識過程，但有其邏輯的必然性和歷史的合理性。其中，新啟蒙運動的歷史功績不可忽視。這是因為，新啟蒙運動的倡導者從不同角度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行了闡釋和探討。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上，張申府從文化建設的角度提出學習西方的文化必須走“中國為主”的“中國化”道路。作為辯證唯物主義的信奉者，張申府認為文化建設不能離開本國的國情，不能沒有“自己”。任何事物都是“一般 ”和“特殊”的統(tǒng)一體，“一般”必須寓于“特殊”之中才能存在，“特殊”是“一般”的具體表現(xiàn)。因此，“許多外來的東西，我們以為，用在中國就應該中國化。而且如其發(fā)生效力，也必然地會中國化。”（張申府：《論中國化》，《戰(zhàn)時文化》第2卷第2期）而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則是這一運動中“中國化”的力作。艾思奇指出，哲學是推動抗戰(zhàn)取得最后勝利的力量之一，但是，如果哲學脫離實際而變成空洞的理論，那是相當有害的。為此，他在批評哲學界的公式主義、教條主義的同時，殷切地希望中國的哲學界盡快“來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xiàn)實化的運動”。他提出，馬克思主義者一方面要堅持馬克思恩格斯所發(fā)表的關于社會發(fā)展的基本的科學規(guī)律，承認它有一般的指導的作用，而同時卻一刻也不能忘記，這些規(guī)律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民族中間，因為客觀條件的差異，而有各種各樣特殊的表現(xiàn)形式。因此，當我們在中國的社會里來應用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也必須注意到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也必須要具體地了解中國社會。這樣才能真正“理解精通”馬克思主義，真正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在“中國化”的內涵上，新啟蒙運動者指出，“中國化”決不是要求大家“抱殘守缺”，也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中國本位論”的再版，“它的內容是豐富的、歷史的、民族的，同時是國際的”，“它是綜合我們這個偉大民族數(shù)千年的歷史和世界的歷史，它是我們一切優(yōu)良珍貴的傳統(tǒng)以及國際的一切優(yōu)良的傳統(tǒng)的一種交流，是代表人類最進步的立場，創(chuàng)造世界新文化一環(huán)的中國新文化”。

　　在關于“中國化”途徑的探討中，新啟蒙者認為，應該“有條件地吸收國際文化，批判接受中國歷史的傳統(tǒng)，融合貫通”（《柳湜文集》，三聯(lián)書店 1987年版，第815頁），要依靠傳統(tǒng)的民族形式，創(chuàng)造真正中國化的民族文化。艾思奇則從研究“中國的特殊性”出發(fā)，提出，“當我們在中國的社會里來應用來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也必須要具體地來了解中國的社會。”

　　新啟蒙者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認識是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上的一大進步。因為他們不但提出如何處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問題，同時也提出了理論與實踐的統(tǒng)一性問題。“我們相信，改革中國化的中國，至少也是先直接中國，其次才影響到全世界。”“因此，許多外來的東西，我們以為，用在中國就應該中國化。而且如其發(fā)生效力，也必然地會中國化。”而且“中國化”與新啟蒙運動的要求是一致的，“新啟蒙運動很可以說是民族主義的科學民主的思想文化運動。對于自己傳統(tǒng)的東西是要揚棄的。所謂揚棄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拋棄，有的部分則要保存而發(fā)揚之，提高到一個更高的階段。”

新啟蒙運動期間，新啟蒙學者在宣揚西方民主與科學精神的同時，積極倡導“中國化”，使新文化的建設發(fā)展到中西融合的新階段，打破了盲目崇拜西洋文化的“全盤西化”論和固守本位文化的文化保守主義，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二、新啟蒙運動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指導，探索中國新文化建設的前進方向

　　新啟蒙運動不僅在理論上倡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且還自覺地把這一原則運用到新文化的建設上，在批判文化思潮的同時，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文化建設理論。

　　在新文化的本質上，新啟蒙者認為，現(xiàn)階段的文化應該是愛國主義的，而“愛國主義在中國的本質也是民主主義的”。“但它不是簡單的歐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化的重復，在文化上也吸收了近代科學的最新成果，而有了更正確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就有了更正確的策略和戰(zhàn)術”（艾思奇：《目前中國文化界的動向》，《現(xiàn)世界》創(chuàng)刊號，1936年8月）。在新文化的形式上，新啟蒙者強調，新文化的創(chuàng)建和普及必須以“本國化”、“本土化”為前提，既要吸收外來思想的精華，又必須適合“中國土壤”，立足民族實際，創(chuàng)造適合現(xiàn)實需要的新形式，使新文化的建構“染上中國的特色”（張申府：《論中國化》，《戰(zhàn)時文化》第2卷第2期，1939年2月）。在新文化的內容上，新啟蒙者大力倡導科學精神，反對“公式主義”，強調“唯物、客觀、辨證、解析，便是現(xiàn)代科學法的觀點和內容”。新文化必須“認真地宣傳科學法，實踐科學法”。在新文化的主體上，新啟蒙者以“大眾化”為口號，廣泛發(fā)動民眾，教育民眾，克服了以往文化運動的狹隘性。

　　新啟蒙運動關于新文化建設的理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形成之間，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正如有學者指出，“新文化運動的真正意義在于展現(xiàn)建設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多元思路，在于在中西古今的參考系中全方位地思考解決中國危機的有效方案。”新啟蒙運動所倡導的新文化無論在本質上、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主體上，都已具備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雛形。這些重要思想經(jīng)過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進一步總結和發(fā)揮，最終形成了“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正如著名史學家呂振羽在總結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形成過程時所說，毛澤東“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這一“偉大方針”的提出，是“總結了新啟蒙運動和以往新文化運動的全部經(jīng)驗，適應斗爭形勢發(fā)展的趨勢和要求”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