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民民主”、“法制建設”、“有效政府”、“政經結合”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四點基本共識。中國推進民主現代化的進程需要克服“制度起點高”和“基礎比較低”的巨大落差，繼續(xù)堅持“四點基本共識”。要按照科學發(fā)展觀的要求，繼續(xù)堅持經濟建設和公民社會建設，加強黨的執(zhí)政建設和政府職能建設。

　　關鍵詞：民主;共識;現代化

　　“黨的執(zhí)政舉旗幟，人民當家，世界大趨勢。波瀾壯闊三十年，實踐證明硬道理?，F代民主路遠兮，漫漫荊棘，成功貴堅持。世紀書寫中國卷，科學發(fā)展是共識。”以一首不規(guī)范的“蝶戀花”開啟本文，是想表達這樣兩句話：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已經形成了基本共識;中國民主現代化的實現還需要很長時間。

　　一、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已經形成了基本共識

　　有人會說，你這個標題有問題，共識在哪里呀?按照西方的民主模式和發(fā)展經驗。中國還稱不上“民主國家”，至多可以稱得上“轉型期”國家，是從專制制度轉向民主制度。如果說得嚴重一點，你就是個典型的“黨專制”國家，哪有民主?有人當然反對這樣的觀點和評價，認為西方那一套在中國行不通。普選目前不可行，競爭性政黨制度不可行，權力制衡和公民社會自治也不可行。中國同西方發(fā)達國家的民主相比有巨大的制度優(yōu)勢。此謂好得很，彼謂糟得很，總之沒有“共識”。

　　如何認識中國政治制度的性質和評價改革開放30年中國政治建設的成敗，國內外確實存在不同的意見和分歧。但科學的評價不是憑學者們的主觀看法，而是由中國政治建設的實踐決定的。實踐出真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中國政治建設的實踐出發(fā)，無論對中國政治建設持何種看法和觀點，以下基本事實是不能否認的：

　　1，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那一天起，人民民主就是中國政治建設的主題。也就是說，中國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屬于民主性質的政治制度，不是屬于專制性質的政治制度。不過這種“人民民主”與西方社會的“自由民主”有本質的區(qū)別。鄧小平就講過：“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qū)分開來，一定要把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結合起來，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紀律、民主和黨的領導結合起來。”鄧小平講到的這“五個結合”，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基本特征。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本質區(qū)別是“人民當家作主”，而自由民主與人民民主的本質區(qū)別是“個人權利優(yōu)先”。人民民主的核心價值是人民主權，強調的重心是“主權在民”，所以人民民主把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要動員國家和社會力量為實現人民這個階級聯合體的權利和根本利益而奮斗，個人權利的實現要以人民權利和根本利益的實現為前提。而自由民主首先就不承認“人民權利”的存在，認為“人的權利”都是個人的，沒有集團的。個人權利的根本是生命、財產和自由。所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是個人權利，強調的重心是“自由在人”。個人權利優(yōu)先，人權高于主權，這也是近代以來為何西方接受民主制度的真實原因。因為經自由主義改造后的民主實質實現了自由對民主的轉換或替代。自由民主要體現和維護的不是多數民眾的意志和利益，而是所謂在法制面前人人平等的個人權利，其實質是保障社會精英集團對政治權力的控制和壟斷，保護私有制下個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不受國家公權力的侵犯。在現代西方，熊彼特也好，達爾也罷，無論主張什么民主的內涵和定義，經驗的或規(guī)范的，其基本內涵都是強調個人的參與權、表達權、知情權、監(jiān)督權的實現，尤其體現民主化的最重要的指標是平等的選舉權的法制規(guī)范和保障。現在西方比較有共識性的自由民主的經驗性定義都與個人權利有關。因此，我們可以把自由民主作這樣的經驗性描述：“一次性授權的資本和強勢集團多元競爭的人權民主”。而“人民當家作主”，從我國目前正在探索的典型經驗和發(fā)展趨向出發(fā)，則是追求“人民大眾在選舉、決策、管理、監(jiān)督的全程參與與黨政統合的有效政府體制相結合”。“全程參與”和“有效政府”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兩個關鍵區(qū)別點。

　　2，改革開放前我國曾嘗試走國家民主社會化的實現道路，給人民以充分的表達權、參與權、監(jiān)督權等項自由，并通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法定形式加以保證。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國家是統治階級掌控的超越社會之上的一種強制力。階級社會的國家就是以暴力為依托使社會服從階級統治秩序的一種力量。所以，社會主義政治建設不僅要為實現最廣大的人民權利和根本利益而奮斗，同時也要在這一過程中探索國家回歸社會的實現道路，為消滅階級和國家、實現社會自治創(chuàng)造條件，即實現社會從強制管理向自覺管理過渡。但改革開放前的民主政治道路的探索給我國留下了沉痛的教訓。“十年動亂”證明：國家民主的社會化和人民自治是需要條件的;人民行使自由權是要有限度的;無政府、無秩序、無法紀、暴力盛行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社會基本秩序和基本人權都得不到保障的“民主”，更不是民主。現代化的民主不僅要實現“主權在民”，更要實現“自由在人”。“主權在民”和“自由在人”的結合是現代民主的一般特征。不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兩者的關系上和政治主體的定位上排序和目的不同。但無論什么性質的民主，現代民主都需要法制化，“主權”和“自由”都需要制度化和法律化來規(guī)范和保證。沒有法制規(guī)范和監(jiān)督的權力和權利，哪一個走向極端或濫用都會使國家和社會陷入動亂和災難。正是基于“十年動亂”的教訓，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明確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人民民主要通過制度、法律來規(guī)范、保障和實現，是鄧小平為中國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思想遺產之一。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沿著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實踐路徑不斷推進，人民民主的法制化建設和體制創(chuàng)新不斷加強。“依法治國”成為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成為中國發(fā)展進步和民主政治建設的普遍共識。

　　3，共產黨領導的相對集中的國家政權體系，對于發(fā)展中國家有組織和集中使用有限的國家和社會資源，用于國家和社會發(fā)展最急需的領域、實現國家和社會發(fā)展的中心任務，解決國家和社會急需解決的困難和問題，保證現代化建設有步驟按計劃推進，保證持久的宏觀政治穩(wěn)定。較之現代發(fā)達國家的政權體系，具有明顯的制度優(yōu)勢。建立在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理念基礎上的國家政權，建立在私人資本基礎上的國家政權，無法實現國家和社會資源的有組織的高度凝聚和優(yōu)化配置。“有效政府”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yōu)勢。一個以“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建設目標的執(zhí)政黨，一個集7000多萬社會精英和先進分子、組織嚴密、具有巨大的組織能力和動員能力的執(zhí)政黨，一個能夠動員和調動所有國家政權力量和政治資源于同一個目標和任務的執(zhí)政黨，這筆巨大的組織和政治優(yōu)勢是任何建立在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國家和社會所不具有的。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穩(wěn)定發(fā)展的事實證明，中國黨政統合的政權體制，不僅可以保證“政府的有效性”，集中力量辦大事，還可以使對執(zhí)政黨的先進性要求貫徹到國家政權建設體系，使政府這一在西方看來“必要的惡”成為“為人民謀福利”的強大的“公共善”。中國政府內在于人民的公益性和有執(zhí)政黨保障的“有效性”，這是一些仿效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發(fā)展中國家夢寐而求不來的。索馬里海盜之所以如此猖獗成為國際商貿的巨大威脅，需要各國派軍艦護航，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失效”，四分五裂的國家和三個總統的政府根本無法履行最起碼的安全職責。政府能夠為國家和社會現代化提供必要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提供優(yōu)化的經濟建設環(huán)境和服務，滿足經濟政治社會不斷增長的發(fā)展需求，這不是哪一個發(fā)展中國家的政府都可以輕易做到的。中國黨政體系強大的組織資源和政治影響力不僅保證了中國經濟社會現代化建設的順利推進，也保證了中國政治和社會的長期穩(wěn)定和安全。這不僅為中國實現經濟社會現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也為中國政治現代化的穩(wěn)步推進提供了制度保障。

　　4，中國建國以來近60年的歷史經驗證明，中國的經濟社會建設和政治建設是密不可分的。改革開放前，我國是經濟社會建設服務于政治建設，因為錯誤地判斷了社會發(fā)展的主要矛盾，顛倒了政治和經濟社會建設的排序，所以導致了“十年動亂”的發(fā)生。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把顛倒了的經濟政治秩序重新顛倒過來。經濟建設是中心，政治建設要服務于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需要。這一撥亂反正，釋放了中國人民期盼許久的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極大熱情和創(chuàng)造力，中國人民以前所未有的致富潛能和震驚世界的經濟建設能量創(chuàng)造著人類最大經濟共同體快速持久發(fā)展的奇跡。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為發(fā)展中大國的民主現代化建設作了新的詮釋。民主是什么?在經濟社會領域就是個人權利和自由得到充分的伸張和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權是民主社會化的實現形式。改革開放使我國人民首先實現了經濟社會領域的自由，實現了經濟社會權利的自主。政治領域的民主服務于經濟社會領域的自由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經濟關系發(fā)生的根本性變革。同時在狹義的政治領域，民主政治建設根據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需要不斷推進，與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參與和權利保障的訴求和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這就是中國“政經結合”的成功實踐詮釋的不同于“政經分離”的另一種民主現代化模式。這一模式宣告了所謂“普世主義”的狹義民主政治觀的破產和“特色論”的廣義民主政治觀的誕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民主政治建設不能孤立地進行，要與經濟社會建設相結合，服務于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民主政治建設不能破壞和干擾國家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同時也要與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參與的積極性相適應。這種觀念和邏輯是中國經濟社會能夠創(chuàng)造發(fā)展奇跡的真諦。解開中國經濟奇跡的鑰匙要在政治領域中尋找。

　　中國的政治發(fā)展和建設最根本的是要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人民當家作主是本質，黨的領導是保證，依法治國是方略。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要服務于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不斷滿足經濟社會發(fā)展提出的變革要求，與人民日益增長的政治參與和權利保障的訴求和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這就是改革開放30年中國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獲得的基本經驗和共識。如果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在政治建設上最大的收獲是什么，就是這個共識。這個共識也可以稱作“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經驗”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

　　二、中國民主現代化的實現還需要很長時間

　　有了基本的政治共識和民主制度框架，并不意味著中國已經實現了民主現代化。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按哪種評價標準，民主化的實現都需要一段較長的歷史發(fā)展時期。美國1787年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經歷了1865年、1868年、1870年、1920年、1964年、1971年憲法第十三條、十四條、十五條、十九條、二十四條、二十六條修正案，共180多年，才真正實現公民普選權不受種族、性別、財產、年齡限制。英國經歷的時間更長一些，從1688年建立君主立憲政體到1928年取消選舉權的男女不平等經歷了240年。中國1954年頒布第一部共和國憲法，到今日不過半個多世紀。50多年，雖然經歷了兩代人，但在人類民主化發(fā)展的歷史長卷中，時間不算長。但有一點，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制度起點比西方發(fā)達國家要高得多。中國從第一部憲法頒布就規(guī)定，除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之外，我國“年滿18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yè)、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這種比較高的制度起點還體現在，中國要建設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或人民民主。這種民主既要體現民主主體的多數性，又要探索民主參與的全程性，又要落實民主實現的真實性。社會主義民主就是要克服資本主義民主存在的資本勢力和強勢集團對國家權力的壟斷問題，把實現最廣大人民真正當家作主、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fā)展作為目標，還要解決民主與效率的矛盾。把發(fā)展的效率與民主、平等、公正等統一起來，把政府的有效性與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統一起來，把一次性授權參與拓展為選舉、決策、管理和監(jiān)督的全程參與。真正實現“全程參與的大眾民主”與“黨政統合的有效政府”的有機統一。并且要把這種民主追求社會化為實際的政治生活。這樣一個比較高的民主政治建設目標，比之西方以代議制、普選、競爭性政黨制度、公民權逐步擴大為基本特征的民主化進程，有更高的價值追求和更為優(yōu)越和復雜的制度設計。

　　若想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發(fā)展目標，實現中國特色的民主現代化，中國民主政治建設還有許多問題要解決，還有許多事情要做。首先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民主這種比較高的制度起點與中國經濟社會文化比較低的基礎之間有巨大的落差。民主現代化的實現不是空中樓閣，需要一些基礎性條件。西方的經驗證明，不斷發(fā)展的工業(yè)化、城市化、財富與教育或識字率有利于建立民主制。其中公民社會自治是民主化最重要的社會基礎。我國是一個缺乏民主和法制傳統的國家，建立資本主義民主制的基礎條件都比較欠缺，超越資本主義民主的社會條件就更加不足了。比如社會主義追求民主實現的真實性，而做到這一點首先就必須實現經濟社會生活的共同富裕和平等，因為經濟社會生活的不平等必然會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在沒有基本消除城鄉(xiāng)、區(qū)域、不同職業(yè)及群體之間對社會資源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甚至這種差別還在不斷擴大的歷史條件下。實現人民大眾平等的政治參與只能是法權意義上的，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人們不可能具有平等的政治參與機會和影響力。比如我國城鄉(xiāng)人大代表選舉比例的差別就是政治不平等在法制上的表現。在保證社會主義民主平等實現的經濟基礎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情況下，社會大多數人對政治權利的需求還沒有像對經濟社會文化的需求那樣迫切，社會主義的平等意識和法治權威還在形成過程中，公民的政治人格還不完全獨立，國家實力在國際競爭中還處于弱勢等等諸如此類的現實基礎上，不僅民主實現的真實性得不到保證，甚至還會導致一些嚴重的問題和弊端。建國以來幾十年民主政治建設的經驗證明，我國民主建設這樣一種比較低的基礎，使我國民主政治在實際的運作中發(fā)生了許多的變異。比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家長制問題。領導職務終身制問題，官僚主義問題，權力濫用和腐敗問題，黨的執(zhí)政、國家權力運作、人民行使權利缺乏制度化和法律化問題等等。不解決社會主義民主發(fā)展中這些基礎性條件，社會主義民主高起點的制度優(yōu)勢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實和充分的發(fā)揮。

　　我國民主政治“制度起點高”和“基礎比較低”的巨大落差，需要我們創(chuàng)造條件，也就是在這個高的起點和低的基礎之間架起連接橋，使我們既堅持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框架和追求，又從比較低的基礎出發(fā)找到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現代化的實踐道路。這就好比要在一個高山峽谷中架起繩索，前人沒有走過。具有很大的危險性，但只要爬過去，就會盡快領略彼岸的無限風光;當然也可能爬不過去。甚至付出跌落山谷的危險，或者無奈退回來重走別人盤山的老路。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30年，我們在民主政治建設上已經形成了基本經驗和共識。這些基本經驗和共識就是在“高起點”和“低基礎”之間架起的連接橋。也就是說，我們已經找到了爬過高山峽谷的繩索，但這條路還僅僅是幾條繩索，不僅極具誘惑力也充滿了危險和困難。敢不敢義無反顧地爬過去，能不能堅韌不拔地爬過去，不僅挑戰(zhàn)我們的勇氣、決心和意志，也挑戰(zhàn)我們的毅力、實力和耐力。這也是我在開篇“蝶戀花”中提到“現代民主路遠兮，漫漫荊棘，成功貴堅持”的含義。所以目前我們首先要做的工作仍然是基礎性的。我們要把這幾根繩索加寬加粗，把它們有機地統一起來，使我們爬過峽谷的“路”更結實更安全，即不斷完善和優(yōu)化人民民主、法制建設、黨的領導，堅定不移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繼續(xù)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fā)展，促進社會和諧”。具體說來重點要把經濟建設、社會建設、黨的建設和政府建設這“四大建設”搞好。

　　首先是繼續(xù)為創(chuàng)造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化的基礎條件而努力。要緊緊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松。科學發(fā)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fā)展，不過“謀發(fā)展要講科學”，要更加注重社會和人的需要，更加注重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四位一體的發(fā)展，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和可持續(xù)發(fā)展。沒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和高度發(fā)達的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民主現代化實現的基礎就不牢固。其次要加強社會自治和公民文化的培育。這是社會主義民主現代化實現的社會基礎條件。公民獨立人格的形成和平等法制秩序觀念的牢固確立，對于社會主義民主現代化的實現是重要的主體條件。而這種現代的人格培育需要相當長的歷史時期，我們一定要有耐心和恒心，無論教育還是文化都要堅持不懈、持之以恒，同時要大力培育社會自治，馬克思高度贊揚巴黎公社是未來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形式，其主要原因就是發(fā)現了巴黎公社的政治體系從依靠國家機器的強制管理轉變?yōu)楣缟鐔T的自覺管理，也就是社會自治。社會自治代替國家管理是人類走向自由人聯合體的必由之路。所以要大力倡導和鼓勵地方和基層民主自治創(chuàng)新，把“全程參與的大眾民主”推廣到全國的城鎮(zhèn)社區(qū)和鄉(xiāng)村。再次是加強黨的執(zhí)政法制化建設。中國共產黨作為法定的執(zhí)政黨如何保持它的先進性，實現科學執(zhí)政、民主執(zhí)政、依法執(zhí)政，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黨的嚴峻考驗。這就需要我們一方面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使共產黨人永遠保持“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也就是“公為天下”的本色，真正實現“三個代表”，一方面還要把黨的執(zhí)政作為一項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用法制的形式確定下來，使黨的執(zhí)政行為制度化和法律化，使黨權受到必要的約束和規(guī)范。作為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yè)的法定執(zhí)政黨，作為沒有反對黨和在野黨競爭壓力的執(zhí)政黨，黨的先進性建設、執(zhí)政能力建設和執(zhí)政法制化建設哪一個方面都不可缺少。再次是強化法治政府和服務政府的建設，不僅使政府公權力的行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zhí)法必嚴，違法必究，而且要大力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盡快實現政府職能向符合科學發(fā)展觀的要求轉變。

　　如果說，建立在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基礎上的西方自由民主經過幾百年的實踐已經實現了制度化、規(guī)范化和程序化，那么，作為一種超越西方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框架和形態(tài)，在中國正方興未艾。蓬蓬勃勃創(chuàng)始并實踐于中國廣大城鄉(xiāng)的各具特色的民主實現形式，正如晨霧散去后的曙光，已在中國大地上顯露。我們既要展開雙臂，去迎接那初生的太陽，普照神州;又要集中精力、加固繩索、強化自身，爬過高山峽谷，盡快領略那未來中國民主的無限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