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是一門研究社會事實(客觀事實：社會行為、社會結構、社會問題等;主觀事實：人性、社會學心理等)的擁有多重范式的學科，起源于19世紀三四十年代。是從社會哲學演化出來的現(xiàn)代學科。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為大家精心準備的形勢與政治課論文范文：臺灣社會學的制度化問題。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臺灣社會學的制度化問題 全文如下：

　　(一)歷史梗概

　　作為一門學科，臺灣社會學的制度化發(fā)展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那時在中興大學和東海大學成立了最早的兩個社會學系，緊接著，臺灣大學的社會學系于1960年成立。在70年代，輔仁大學和東吳大學也于1972和1973年分別建立了自己的社會學系。1983年，政治大學將其原有的人類學--社會學系改為社會學系。1993年，世界新聞學院成立了偏重于社會學的社會心理系。最后，社會學研究所于1995年在臺灣最高研究機構--“中央研究院”內正式成立。在這之前，已有不少社會學家在研究院中各人文和社會科學研究所內供職。

　　在上述的社會學系(所)中，臺灣大學和東海大學設有碩士和博士課程，東吳大學可授碩士學位，而中興大學、輔仁大學和世界新聞學院只有本科。清華大學在1987年開設了獨立的社會學碩士課程。此外，臺灣大學農推所的研究生部長期開設農村社會學專業(yè)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而“中央研究院”是一個非教學的研究機構，不為學生提供任何學位，但大多數(shù)研究人員都在上面提到的各社會學系中擔任全職或半職的教學工作。

　　其他廣義上與社會學相關的系(所)如社會工作(社會學和社會工作在很長時間里是一個系)、社會福利、兒童福利、社會政策、保健、醫(yī)學社會學等，自80年代起，在許多大學和院校得到發(fā)展。這些系(所)雖然按照定義不是社會學系，但也有不少社會學家。

　　根據(jù)1995年的最新估計，在臺灣，約有150名社會學家工作在教學或研究機構，而1985年時只有81名，在過去的10年間幾乎增加了一倍，他們之中80%有博士學位，而1985年時只有約一半人有博士學位，這一變化具有重要意義(Chang，1996;瞿，1986;)。在臺灣，社會學與其他建設完備的社會科學或人文學科如經濟學、政治學、法學和歷史學相比，其學術社團仍相對較小，但卻比心理學和人類學有更多的師資。社會學在質量和數(shù)量上的發(fā)展也改善了其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學科在社會學家心中的地位。1983年時，在上述7門學科中，社會學自我評估居第六位，僅高于人類學(蕭，1984)。但到1995年，在社會學家眼中，社會學已上升到了第三位，僅次于經濟學和心理學(Chang，1996)。

　　總的說來，在戰(zhàn)后的臺灣，社會學作為一門學術性的社會科學學科，其發(fā)展史相對較短。戰(zhàn)前臺灣處于日本殖民主義統(tǒng)治之下，在1895至1945年期間，臺灣從未有過社會學的學科發(fā)展，因此，戰(zhàn)后臺灣社會學的發(fā)展也無日本時期的遺產可繼承。戰(zhàn)后臺灣進入了后殖民時代，開始經歷國民黨的統(tǒng)治，在1948年以后的20多年中，社會學一直未被視為合法的現(xiàn)代社會科學。由于國民黨的精英們誤認社會學是社會主義或是激進的、反政府的，所以在50、60年代的大學中，社會學即便是未遭有意的壓制，也得不到發(fā)展和鼓勵。

　　更重要的是，在40年代后期國民黨政府敗北時，只有少數(shù)幾個社會學家來到臺灣。共產黨執(zhí)政后，大多數(shù)社會學家留在了大陸，所以建立于大陸的中國社會學傳統(tǒng)并未真正地移植到臺灣。沒有殖民地的遺產，也沒有大陸的傳統(tǒng)，所以，臺灣戰(zhàn)后初期社會學發(fā)展所經歷的，與其說是“認同危機”，還不如說是“傳統(tǒng)的斷裂”?；叵肫饋?，在這樣一種特殊的歷史情境中，社會學的建設完全是一種創(chuàng)新的努力，而不是對某種已有的東西的恢復和改革。

　　新社會學始于60年代初，戰(zhàn)后世界體系中美國的核心地位和美國化社會學對其產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它們對臺灣大學建立社會學系給予了直接的幫助，并為臺灣提供了新一代受過美式訓練的臺灣社會學家。美國社會學的影響直到70年代才有助于臺灣社會學的制度化，但同時也使臺灣社會學產生“依附性”結構，在這種結構中，后來社會學中國化的自覺運動在80年代轉向了本土化，甚至臺灣化。

　　大陸出生的社會學家屬于戰(zhàn)后臺灣社會學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今天，他們中的大部分已故去或已退休。在150名在位的社會學家中，多數(shù)是臺灣出生的，屬于第三代或第四代。第三代臺灣社會學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主干力量，如今他們的年齡大多在45歲到55歲之間。第四代社會學家是第三代社會學家從前的學生，80年代后期才進入社會學界，年齡大多不足40歲。從現(xiàn)今社會學家的生活經歷和年齡結構來看，臺灣社會學事業(yè)可以說主要是由臺灣出生的中青年學者來挑大梁。

　　(二)總體評價

　　蕭新煌曾以“世界體系中的范型分工”為分析工具，把臺灣社會學60年代至80年代的發(fā)展描述為“依賴性發(fā)展”，它完全地反映了美國社會學從60年代帕森斯功能主義一家獨尊，到70年代多元范型興起這一范型轉移的過程。從1960年到1981年，在123篇中文寫成的期刊文章中，所引用的1051種英文參考文獻大多數(shù)是美國社會學家的著作。那時，所有中文的社會學教科書實際上都不過是美國社會學入門教材的翻版。在這些教科書中，沒有戰(zhàn)前大陸社會學家和戰(zhàn)后臺灣第一二代社會學家所做出的經驗資料和研究成果。美國社會學的普適性從未受到懷疑和挑戰(zhàn)，文化特性和“國家社會學”等問題也從未被視為合法的問題。到了1980年，臺灣社會學的地位仍處于戰(zhàn)后美國社會學所發(fā)展出來的核心范型的邊緣。

　　然而，從80年代開始，自由主義社會學家在中國化名義下提出了社會科學本土化的要求。社會科學社團(特別是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開始進一步反省自己所研究的問題，急切地想把社會科學與社會現(xiàn)實聯(lián)系起來。因此，根據(jù)70年代初期以來臺灣所經歷的廣闊的歷史背景，來正確評價這場社會學和其他社會科學走向本土化的自覺運動，是十分重要的。

　　1972年臺灣被逐出聯(lián)合國，許多知識分子開始從整體上重新認識臺灣和自己。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開始要求政治改革。隨著民族主義的危機意識的增長，產生出一種意料之外的集體意識來處理當時臺灣所面臨的生存問題。由于外交上受挫，注意力中心便直接轉向了內部的改革，臺灣的現(xiàn)實開始為許多年輕一代知識分子所關心，鄉(xiāng)土文學運動是第一個有意識的努力，不少年輕的臺灣作家從現(xiàn)實生活中真實的人身上尋求文學理念，試圖用臺灣的社會現(xiàn)實主義來取代60年代一直支配臺灣文學的西方現(xiàn)代主義。這場運動在70年代中期的“鄉(xiāng)土文學”爭論中達到高潮，從此，社會現(xiàn)實主義在臺灣文學界確立了自己的合法地位(蕭，1996)。這一本土化轉向也擴展到其他諸如音樂、表演藝術和電影文化等領域。社會科學家自我發(fā)現(xiàn)和自我批評可以看作是這場自70年代中期以來的臺灣知識分子全面的本土化意識的進一步展開。從時間上看，是與70年代中期以來臺灣第三代社會學家作為新生力量出現(xiàn)是相符的。

　　在80年代初期，從美國歸來的受過高等訓練的社會學家的人數(shù)日益增多，隨著他們投入到這場運動，臺灣的社會學景觀大為改變。根據(jù)1983年的一項對社會學家的調查，對當時的社會學狀況，大多數(shù)接受調查的社會學家對過去20年的社會學進展十分不滿，自我批評的表達包括：缺少臨界質量，缺乏特色和沒有發(fā)展主流等，缺乏理論洞見和經驗工作也是對1983年前的社會學的普遍評論。大多數(shù)社會學家還非常關注，在國民黨統(tǒng)治的數(shù)十年中，社會學發(fā)展所受的政治影響。他們強烈地感受到，只有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中，才能養(yǎng)育出成熟的社會學。如同以后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過渡時期所表明的那樣，社會學作為一種經驗科學和批判的理智活動，有助于臺灣民主化的形成。更為直接的是，有不少社會學家作為擁護民主的知識分子，參與發(fā)動、動員和保護了來自復蘇的市民社會的民主力量。

　　對于社會學本土化和中國化的要求，大多數(shù)社會學家在80年代贊同這種自覺的努力，這是很重要的，也是必然的。社會學為何要本土化，許多人認為，它對臺灣社會學發(fā)展的根基是必需的，它有助于社會的發(fā)展并能產生社會學的文化和歷史認同。但他們很快強調，社會學本土化和中國化的目的并不是要停止學習西方社會學，或鼓吹建立一種國家社會學。本土化應該被理解為一種集體的覺醒，而不是一種幻覺的產物。如同蕭新煌根據(jù)調查資料所總結的，本土化社會學應是一個雙重概念，既要有社會學的普遍性，也要有相關的文化性和民族性。換言之，社會學本土化不僅要通過把社會學知識深化到臺灣現(xiàn)實，以促進臺灣社會學的基礎發(fā)展，而且要通過提供得自于豐富多彩的文化特性的新元素，來充實世界社會學。從本質上講，社會學中國化的理念是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結合(蕭1984，1987)。

　　最終，對臺灣社會學本土化的實施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步驟。首先，應促進對戰(zhàn)后臺灣所經歷的社會轉型及其相關問題做有力度的研究。其次，要注意中國獨特的社會觀念、文化特色和歷史現(xiàn)象(蕭，1987)。

　　從發(fā)表的文章和專家的評價來看，由于60年代以來社會學家人數(shù)的增多，專業(yè)的領域和產出都有重要的增長和擴大。根據(jù)瞿海源對臺灣社會學家1951-1985年間所發(fā)表文章的研究(1986)，文章1969年前為1.86，1970-1974年間為1.59，1975--1979年間又上升至2.42，最后，在1980--1986年間一躍為3.65。比較一下1975-1979和1980-1986這兩個時間段所發(fā)表的文章，有5位以上作者的領域數(shù)目，在10年間從5個上升到13個。1986年，最密集的研究領域有：人口統(tǒng)計、社會問題、家庭、社會分層和社會分化、研究方法、城市社會學、社會理論、復合組織、團體互動、女性研究、社會政策、社會福利以及文化。

　　近來，Chang(1996)搜集了952篇臺灣社會學家1991--1995年間發(fā)表在雜志和論文集上的論文，根據(jù)他的估算，可以進一步看出，臺灣社會學家在過去20多年中研究專業(yè)的延續(xù)和變化。諸如社會學理論、人口統(tǒng)計、社會變遷、發(fā)展社會學、社會分層和城市社會學這樣的密集領域，在1980年后仍然占據(jù)中心地位，90年代研究趣旨上升的領域有：家庭社會學、性社會學、老年社會學、環(huán)境社會學和文化研究，這再次反映了臺灣社會學對大眾所關注的社會問題的回應，這些問題也是西方社會學理論的新焦點。

　　目前大部分臺灣社會學家仍然用中文在本地刊物上發(fā)表文章，但他們用外語(主要是英語)寫作在海外期刊上發(fā)表的興趣正日益增長。從1991年到1995年，150名社會學家中有30名把他們的文章給了50多家海外或國際性刊物，這標志著臺灣社會學家正緩慢而有長進地加入國際社會科學社團。

　　(三)任務與挑戰(zhàn)

　　在今天的臺灣，社會學正逐漸被認為是一門上升的智力事業(yè)，在社會科學的學術社團中已建立了合法地位。社會學家被視為是一群傾向于自由主義并對當前各種社會和政治問題進行批判的學者。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社會學家不僅是引起麻煩者，也是解決問題者。人們日益期待社會學家能提供靈活的理論來解釋變化的社會現(xiàn)實，對各種出現(xiàn)的社會問題提出可行的解決方式，并樂于扮演擁護和批評者。的確，在今天的臺灣，除了教書和研究，各種社會學家還擔任著多重社會角色。“政府機構”、大眾媒介和市民社會組織在遇到相關的社會問題時，都希望得到社會學家的指點、評論或參與。臺灣社會學家現(xiàn)在已是“被需要的”和“有用的”了。在自由化和民主過渡時期更是如此，不少社會學家已經在推進各種社會運動和保護民主事業(y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