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秦隸書法字帖_中國秦隸書法作品欣賞
中國秦隸書法字帖_中國秦隸書法作品欣賞
一直以來,學者們普遍認為,漢字學意義上的隸書包含了分書,蠶頭燕尾、波磔明顯的分書是隸書成熟的標志。而實際上,人們日常所稱、所見、所寫的隸書,卻都是蠶頭燕尾、波磔明顯的漢字書寫形態(tài)——分書。下面小編帶給大家的是中國秦隸書法字帖，希望你們喜歡。
中國秦隸書法字帖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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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書的歷史與書法的命運
通過對隸書的學習，很有必要整理一下中國隸書的歷史變遷。現(xiàn)勾勒大致線條如下：
1、源：即隸書如何產生。要了解的時代背景：秦時篆書為主流(統(tǒng)一文字)下，官民書法結構。明顯隸書在楚文化中有部分源頭。
其考慮為：一、先秦時期即已有隸書原始的狀態(tài)，后來，在秦朝統(tǒng)一后，其在民間衍變?yōu)楹畏N形式?三、在秦朝，隸書以怎樣的形式存在?三、漢朝建立時，楚文化作為主流文化，隸書如何一變而為“官書”(《熹平石經》，官書標準化)?
2、體：漢朝無疑是隸書的主體時期。西漢無碑，但可考竹簡書耳;東漢諸碑是主體。出現(xiàn)有專門的碑文隸書的書寫要求與規(guī)范，這一點與竹簡、紙張上的書寫有所不同。此外，還有官書的磨崖隸書碑石如《石門頌》等?？梢姡瑬|漢諸碑文隸書的形成，是有官方要求的前提的。
3、用：隸書的特征是什么?這一書體在中國書法史中的“革命”意義。對于筆法、結構、章法等等。對于中國書法審美重心的轉移的變革的意義等。
4、流：其與章草的關系(或其與今草的關系，如張芝與一個隸書時代的關系)，其與楷書的關系。
唐朝以前，隸書的流變是怎樣的?其考慮為：一、書寫材料的變革。西漢紙張的出現(xiàn)，使原來在竹簡上的書寫產生革命。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基本有兩條線：紙書與碑書。那時的情況，簡單說，紙書多“民書”，碑書多“官書”。二、書體的變革：此間，楷、行的形成對隸書的“命運”造成了重大的“沖擊”。紙張的使用與書寫的流便，使隸書這一古老書體開始發(fā)生“萎縮”。其“萎縮”表現(xiàn)為另兩種書體(楷、行草)的成型與普及。
5、小結：以上所述為漢以后、唐以前的隸書。
唐以后，唐宋元明各朝隸書的發(fā)展，并不繁盛，或者說，受到官方與民間的雙重忽視。唐多楷(“癲張醉懷”的狂草另作別論)，尚法;宋多行草，尚意(確切說是行書，黃庭堅草書另作別論);元尚態(tài)，但復古耳，即復魏晉楷、行草書之態(tài);明多行草，因為高大建筑與書寫工具(高屋高墻、大方桌、方凳)的變化，而產生大行草立軸，隸書少(王鐸中年嘆息習隸已力不從心，隸書作品較少，且不成體式，可見一斑)。
東漢以后隸書的書法現(xiàn)象，尤其應該注意的是清朝隸書——中國書法史上第二個隸書的自覺創(chuàng)作時期(第一時期是兩漢，說“書寫”也可)。碑學的產生，對隸書的歷史進行了重大的“革命”。
6、時與風：清朝隸書最大成者是鄧石如，集大成者何紹基，洋洋大觀者另有趙之謙、尹秉授等等。乃至現(xiàn)當代，習隸者不在少數。整合而獨立不群者，或即俗中大雅者，能獲得較大社會“流通”空間的，唯有今人劉炳森，世稱“炳森體”。
這段時期中，有兩大高峰：吳昌碩、林散之(隸書日課作品);炳森同時人中有王墉、何應輝、劉彥湖等。
先說吳昌碩、林散之。吳氏尚高古而金石氣，林散之多創(chuàng)臨之作。觀吳隸書，可見隸書尚高古的底氣;觀林隸書，而知隸書對于書法創(chuàng)作的意義，可見隸書的靜氣與理性(隸書“革命”性的產生之于用筆、書法美學、書法史的意義)。
再說今人隸書。當今隸書的發(fā)展，都走的是與其它書體融合的路子。唯有劉炳森走標準化(美學)的路。
融合的路，在王墉、何應輝、劉彥湖身上都可以看出。王書重樸氣，融篆、金、行、草于隸;何書重融行草于隸。
想著重說說劉彥湖，這里先回憶一下清朝碑學。清朝碑學產生的背景是“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故有“亂世寫碑、盛世寫帖”的說法。這種民族精神體現(xiàn)在書法中，即表現(xiàn)為剔除書法中帖風的柔弱，另尋新的書學審美空間。清朝碑學的隸書體現(xiàn)為對以刀為主要書寫材料的碑文的筆墨再創(chuàng)造，同時也包括理論創(chuàng)造，而且，與魏晉書法形成不同的是，清朝的碑學與書法的自覺表現(xiàn)為理論出現(xiàn)于創(chuàng)作之前。因而，中國第二個隸書自覺創(chuàng)作時期，帶有強烈開創(chuàng)性與排它性。排它性即表現(xiàn)為對帖學的排斥;開創(chuàng)性即表現(xiàn)為，從臨摹到創(chuàng)作無不表現(xiàn)為對隸書(碑)新的認知。
從鄧石如到何紹基再到開碑派書法行草書新貌的沈曾植、徐生翁等，無不可以看見中國書法歷史上第一次對隸書(碑)的再創(chuàng)造。
第二次再創(chuàng)造有幾條路線：一是標準化;二是融合其它書體;三是以帖對碑再改造。劉彥湖屬于這第三種情況。愚以為，第二次再創(chuàng)造已經到來，而且不像第一次(清碑學)那樣，是單線式發(fā)展，第二次來得比較廣闊、多態(tài)、百花齊放，其理論基礎與清碑學一樣，同樣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結果。
另外還有第四條路：精研漢碑。比如：從《孔宙碑》、《禮器碑》中出來的王遐舉先生;從《開通褒斜道刻石》中出來的周俊杰先生;從《張遷碑》中出來的張繼先生;從漢簡中出來的毛峰先生;從《衡方碑》、《郙閣頌》中出來的賈又棟先生……
走標準化路子的有啟功先生、舒同先生、劉炳森先生，還有張海先生。標準化在中國書法史上功勞卓著，首先即體現(xiàn)在書法與社會的聯(lián)系上功不可沒。在元朝“復古”意識的牽引下，還有趙孟頫。
當下，從體式和面貌上寫出隸書“大氣”的有周俊杰先生外，還有孫其峰等。
還提一位當下著名的書法家：王冬齡。王先生有一本專門闡述清人隸書的著作，以梳理清朝隸書史。3-5年前，見過一些王冬齡先生的隸書作品，零零散散出現(xiàn)在一些展覽和報刊雜志上。愚以為，王先生是一個偏于學者型的理性的隸書創(chuàng)作者，但愚以為，人稱書有“粉氣”的王冬齡先生，隸書創(chuàng)作終不及其用筆暢快的行草書造詣之高。
此外，與時下許多寫漢簡的書家相比，人稱有“苦氣”的沃興華先生的作品，尤其重視挖掘“民書”的精神，愚以為，沃先生終未登隸書堂奧，不見“正隸”之精神。蓋隸書產生之初(甚至包括秦篆、唐楷)，即已存在官書的影響。
“正隸”的精神，愚以為，散見于當下許多寫隸的書家中。當前，官書的形式可以簡單說是“演變”為電腦體，也即標準化傾向，則書法美學所受到的挑戰(zhàn)是值得深思的。另外，書法創(chuàng)作的“書齋化”、“專業(yè)化”，導致書法社會化功能的弱化同樣值得深思。
7、隸書的精神。在我看來，即“高古”、“大氣”、“廟堂氣”、“民族氣”(也即漢民族氣息)。由此也可知，當外族入侵，民族危難之時，在清朝一個需要如此民族氣節(jié)的時期，隸書(碑學)被呼喚而出。
讀《史記》或漢朝文學作品時，寫隸書尤其有感覺。蓋，手中之書如漢人把筆，乃是寫隸至高境界，也當是書法一至高境界。
另外，還有幾個需要注意的地方：在漢隸以前，秦末漢初時，篆隸在同一個歷史時期共存;魏晉南北朝時期，隸書的流變線路有兩條：北碑(隸意遺存于碑中。如《石門銘》、《龍門廿品》、鄭道昭等。這也是練習北碑需要注意的地方。推崇北碑的于右任先生，即集成了隸書遺意中對橫向空間的拓展)和王氏帖學體系(從《平復帖》時期作品可察這一轉變)。
綜上，隸書的歷史之于書法的意義，可以這么說吧：隸書是碑學的底氣，楷書則是帖學的底氣。
8、余敘：“金石氣”的脈絡及“碑底帖面”。
“金石氣”的提出(可具體查查是否出于清朝)，是中國書法美學的一場“革命”。從清人鄧石如、何紹基、趙之謙至于康有為，從吳昌碩、齊白石、于右任至于沈鵬、孫伯翔、石開，來考察這一脈絡。其中單獨提出林散之。
略說之，何紹基的隸書功底及其啟示意義值得重視。趙之謙、沈曾植、林散之……“碑底帖面”的集大成。趙之謙實現(xiàn)了“碑底帖面”行楷書的形成，沈曾植則實現(xiàn)了“碑底帖面”行草書的形成，林散之則實現(xiàn)了“碑底帖面”大草的形成。(并非將之作如此機械的字體分析，乃為理清脈絡也。)
康有為之所以為人所詬病，乃因其“不知隸”而強學碑，至于金石氣，實強為面目耳。由此可知，不知隸而習碑者，概入書學誤區(qū)。
吳昌碩隸書氣韻高古，世人難望項背，大篆、金文作底耳，由其豎寫體式的隸書作品可知，缶翁對于隸書的研習是在向隸書的根底上追溯。得金石氣而得高古之氣，乃得金石氣之真如也。
齊白石書法老成，返歸自然，畫家字，妙趣橫生，乃與古人心靈相接，靈犀相通。類于宋朝黃庭堅觀蕩槳而悟，從自然中得耳。此為金石氣另一境界。
于右任崇尚北碑，是集北碑隸意的大成者，于右任先生將隸書在北碑中的遺意集成并提升至今草。從當代的沈鵬先生身上，仍然可以看見這一脈絡的發(fā)展趨勢，沈老先生結合中國傳統(tǒng)書論中關于意與象的闡釋，并結合時風(對西方藝術與西方文化中關于心靈的融合)，將書法中的“意象”意識，提煉至極。
孫伯翔，集魏碑于一身。其底氣尚停留在龍門廿品中，未高至隸書。寫碑之筆，合清人思路，將“以筆追刀”提升了高度。
石開，以篆刻立書法風貌?？烧f是自缶翁后另開金石氣表現(xiàn)形式又一人。這一點尤其體現(xiàn)在其用筆上，彌補了缶翁“意在筆后”的嫌疑，也可以說是打破了這一嫌疑。從缶翁、石開可以看出，碑學學習不深者，學碑不知其精神者，極易墮入“旁門”。如缶翁受到批評的“意在筆后”，如石開書法中書寫意味的弱化。
9、書寫意味的弱化、喪失，乃時下書法最大病。篆書大概是最難體現(xiàn)書寫意味的書體，然仍可見秦詔版中濃厚的書寫意味。書寫意味涉及書學最本質的問題：什么是書法?以及書法與文字、書法與書寫、書法與寫字等問題。(可參考白砥《書法空間論》前面部分的論述。唯獨不解的是，將這一問題看得最過清晰的白砥先生，其書法卻是書寫意味最淡薄者之一。這一矛盾，已經在白砥先生身上產生了一個最難以得到圓滿答案的書學命題。我考慮的是，這是來自標準化傾向對白先生的毒害。向現(xiàn)代書法“取經”，愚以為這并不是白先生找到的出路。)
綜上，習隸的前提必是首要“知隸”，這一點有點不同于從楷書入手步入書法殿堂。從隸書入手與由楷書入手，可分別視作“知性”與“理性”。知性者，則學者字、大家字，將遭遇“藝術化”意識的磨礪;理性者，則標準字，重法度，必將遭遇“俗氣”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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