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曄的生平事跡材料
范曄的生平事跡材料
范曄，南朝宋史學(xué)家，撰寫了《后漢書》，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謀反罪被殺止，寫成了十紀，八十列傳。下面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跟大家分享的范曄生平事跡，歡迎大家來閱讀學(xué)習(xí)
范曄的早年經(jīng)歷
范曄出生在一個著名的士族家庭。高祖范晷為西晉 雍州刺史，加左將軍。曾祖范汪入仕東晉，官至?xí)x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進爵武興縣侯。祖父范寧先后出任臨淮太守、豫章太守。父范泰仕晉為中書侍郎，桓玄執(zhí)政時被廢黜，徙居丹徒。劉裕于京口起兵滅桓玄，控制東晉政府實權(quán)后。范泰重新被啟用，出任國子博士、南郡太守、御史中丞等職。他為東陽太守時，因開倉供糧和發(fā)兵千人，助劉裕打敗盧循有功，被加官為振武將軍。從此，范泰受到劉裕的信任，屢被升遷，先后擔(dān)任侍中、尚書常侍兼司空等職。宋代晉后，拜為金紫光錄大夫散騎常侍，少帝時加位特進。
范曄的家庭有著正宗的家學(xué)傳統(tǒng)。范汪“博學(xué)多通，善談名理”，撰有《尚書大事》二十卷，《范氏家傳》一卷，《祭典》三卷以及屬于醫(yī)學(xué)棋藝的著作《范東陽方》一百零五卷，《棋九品序錄》一卷等。范寧嘗作《古文尚書舜典》一卷，《尚書注》十卷，《禮雜問》十卷，《文集》十六卷，尤以《春秋榖梁傳集解》十二卷“其義精審，為世所重”。范泰也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及文集等多種著述。受到家庭的影響，范曄從小好學(xué)，再加上天資聰慧，因此尚未成年，便以博涉經(jīng)史，善寫文章而負盛名。
東晉安帝義熙十年(公元414年)，范曄十七歲，州刺史征辟他為主簿。當時，范曄同其父范泰一樣，在政治上是支持劉裕的，故不肯應(yīng)辟就職。六年后即公元420年，劉裕代晉稱帝，改國號為宋。這一年，二十三歲的范曄應(yīng)召到劉裕之子彭城王劉義恭的府下為冠軍參軍，后又隨府轉(zhuǎn)為右軍參軍。此后十余年，他先后擔(dān)任過尚書外兵郎、荊州別駕從事史、秘書監(jiān)、新蔡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多種職務(wù)。
宋文帝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冬，揚州刺史彭城王劉義康母親王太妃去世。劉義康把故僚們召集到府內(nèi)幫助料理喪事，范曄也到場了。劉義康的母親死了，范曄實在悲傷不起來。在臨葬前的一天夜晚，輪到他的弟弟范廣淵值班，范曄兄弟倆邀了一位朋友躲在屋里喝起酒來。醉意朦朧之際，范曄忘記了利害，竟推開窗子，聽挽歌助酒。這件事傳出后，劉義康非常惱怒。幾句讒言上去，宋文帝就把范曄打發(fā)到宣城(今安徽宣城)當太守去了。
這次貶官對范曄是一次很大的刺激。仕途上的坎坷勾起了他幼年生活的某些隱痛。范曄雖然生在名門士族，但他本人卻是個妾生的庶子。晉代自“永嘉以來，嫡待庶如奴，妻遇妾若婢”，(王楙《野客叢書》卷十五)，嫡庶之別是官僚之家不可逾越的大分，因而也決定了子女們的社會身份。范曄的母親把他生在廁所里，并且碰傷了他的前額，因而落下個小字為“磚”。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學(xué)，罵他“進利”，認為他是終家破族的禍害。父親范泰也不喜歡范曄，早早地將他過繼給從伯范弘之。屈伸榮辱與宦海浮沉，使得范曄心情十分苦悶。 在宣城任上，他開始從事后漢史的編纂工作，企圖以此排解這種痛苦。史事的研究，打開了他的眼界。范曄后來講：“本未關(guān)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漢，轉(zhuǎn)得統(tǒng)緒。”這就是說，原來現(xiàn)實中的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在同歷史的經(jīng)驗相對照后，他逐漸整理出了一些頭緒。范曄憑著個人對歷史問題的理解，寫出了他的歷史名作《后漢書》。這一年，他三十五歲。
范曄的杰出成就
《后漢書》記事上起漢光武帝 劉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訖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囊括東漢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歷史。范曄原計劃寫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十志，他委托謝儼代撰。謝儼搜撰完畢，卷入統(tǒng)治階級內(nèi)部斗爭，與范曄同以謀反罪名被殺。志稿與范曄所寫的序例隨之散佚。以后梁人劉昭注《后漢書》時，因范曄曾稱贊過西晉人司馬彪的《續(xù)漢書》，遂取其八志以補范書之缺，故今仍稱此志為《續(xù)漢志》。
范曄曾講過，他編纂《后漢書》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內(nèi)發(fā)論，以正一代得失”。這樣明確地提出寫史為政治服務(wù)，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曄特別重視史論。他采用論贊的形式明文評論史事，把史論作為重心，成為《后漢書》的一個特點。范曄還繼承了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編撰思想。他在很多序、論中，打破朝代的斷限，盡量地把某一歷史現(xiàn)象的發(fā)生、發(fā)展及其結(jié)果描述清楚，力圖有所歸納。雖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內(nèi)在聯(lián)系大多是浮淺的，甚至有的是錯誤的。然而，這種從歷史形勢發(fā)展上論述古今變異，總結(jié)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史學(xué)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黨錮列傳》序中，范曄詳細地論述了從春秋到漢末士風(fēng)的變遷：戰(zhàn)國時期重計謀、尊說士，因而誘導(dǎo)很多人飾巧馳辯進行釣利;漢高祖文禮簡闊，引起人們的輕死重義，怨恚必仇;武帝崇尚儒學(xué)，又出現(xiàn)了黨同伐異的紛爭;到桓靈之際，主荒政謬，宦官當權(quán)，則造成清議的流行。他認為，“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表明范曄看到了某些歷史現(xiàn)象向矛盾的對立面發(fā)展，他企圖用“理”來概括說明。在《黨錮列傳》序中，范曄還用四組矛盾的事物來比喻黨錮問題所面臨的矛盾，闡述了作者的樸素辯證法思想，這在過去的史書上是極少見的。
范曄對《后漢書》的體裁問題是動過一番腦筋的。據(jù)《隋書·魏憺傳》記載，范曄著書時曾對紀傳體和編年體進行過比較。他說：“《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人擬作，所以為短;紀傳體，史班之所變也，網(wǎng)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后學(xué)，此焉為優(yōu)，故繼而作之。”這表明在他看來，采用紀傳體寫史比編年體更能全面地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能給后人提供更多的東西。
《后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xiàn)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范曄根據(jù)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則又有所創(chuàng)新，有所變動。首先，他在帝紀之后添置了皇后紀。東漢從和帝開始，連續(xù)有六個太后臨朝。把她們的活動寫成紀的形式，既名正言順，又能準確地反映這一時期的政治特點。其次，《后漢書》新增加了《黨錮》、《宦官》、《文苑》、《獨行》、《方術(shù)》、《逸民》和《列女》七個類傳。范曄是第一位在紀傳體史書中專為婦女作傳的史學(xué)家。尤為可貴的是，《列女傳》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貞女節(jié)婦，還包括并不符合禮教道德標準的才女蔡琰。范曄首創(chuàng)《文苑傳》更是把握了漢代的文學(xué)發(fā)展趨勢，將孔門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學(xué)擺到了應(yīng)有的位置。此外，《黨錮傳》、《宦官傳》都是為反映一代特點、概括一代大事而設(shè)立的。第三，《后漢書》突出了“論”、“贊”的地位。司馬遷、班固和陳壽在他們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評史，只是具體名目不同?！妒酚洝贩Q“太史公曰”，《漢書》為“贊”，《三國志》曰“評”。“論”、“贊”在《后漢書》中的重要性遠在前面三書之上，因為范曄不但利用這種形式評論史實，還對某一歷史人物或事件進行綜述，從幾個方面反復(fù)地進行分析，對本傳起到題解作用?！逗鬂h書》的“論”一般是指紀傳后面的論，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論中又有序論，也稱作序，是在《皇后紀》和雜傳的前面。論多是評論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有時也采取諷喻或感慨的形式。贊在每篇紀傳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韻語寫成，或概括史實，或另發(fā)新意，多可補論的不足。贊的語言凝煉，用意很深。如從《光武帝紀》到《獻帝紀》的贊，概括了東漢建立、發(fā)展和衰亡等不同階段的政治大事。把九首贊合起來看，簡直是一篇用韻語寫的東漢政治史略。在《胡廣傳》中，作者寫了一個以茍合取容又無可短長的官僚的升遷史，贊曰：“胡公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jù)正或橈?！蓖嘎读俗髡邔@類人物的指責(zé)和義憤。
《后漢書》結(jié)構(gòu)嚴謹，編排有序。如八十列傳，大體是按照時代的先后進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為兩漢之際的風(fēng)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時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將領(lǐng)。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則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時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傳。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順帝時期的名人，再下是桓、靈、獻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為循吏等九個雜傳，最后六卷為邊族列傳。除此之外，《后漢書》的嚴謹還表現(xiàn)在范曄能夠堅持一事不兩載的編撰原則，凡一事與數(shù)人相關(guān)的，則見于此必不見彼。全書經(jīng)過范曄的悉心訂核，確實有劉知幾所說的“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補注》)的長處。同時，范曄使用的類敘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為一傳，有時甚至打破時間界限，加王充、王符和仲長統(tǒng)皆因立論切中時弊，本人又淡泊榮辱，雖不同時代也合為一傳。這樣就大大地增加了書的容量，給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跡不多的人造成了立傳機會。像《卓茂傳》兼收了不仕王莽的孔休、蔡勛等五人的事跡，《來歷傳》則附錄了與來歷一起反對廢黜太子的十七人的事跡。
范曄基本上是一個無神論者。在《后漢書》里，他猛烈地抨擊了佛教的虛妄。這些觀點主要集中于《西域傳》論中。他指出，自張騫以來，西域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關(guān)于佛神的記載，所謂佛教的種種說法都是后起的。雖然佛教“好仁惡殺，蠲敝崇善”的教義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譎不經(jīng)的，尤其是神不滅論和因果報應(yīng)的說法，更使通達事理的人不能接受。范曄還在《襄楷傳》和《桓帝紀》論中，對崇佛的漢桓帝進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評。范曄反對天命論。在《李通傳》論中，他對李通以“劉氏復(fù)興，李氏為輔”的讖文鼓動劉秀起事評論說：“天道性命，圣人難言之，況乃臆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污滅宗親，以觖一切之功哉!”這說明范曄根本不信圖讖。他還在《張衡傳》中收錄了張衡的反圖讖疏。張衡引述大量史實，論證了圖讖的欺偽，范曄對此記載甚詳，表明了贊同的態(tài)度。有趣的是他把吳雄、趙興和陳伯敬三人合載于《郭躬傳》后。吳雄、趙興兩人不信巫師，故犯妖禁，非但沒有族誅反而三世為官?？墒?，陳伯敬矩步端膝，諱言死字，卻不免刀鋸。范曄通過史實論證了陰陽禁忌的荒誕。《后漢書》中的無神論和反天命思想，無疑是有進步性的。由于時代的局限，范曄的無神論思想并不徹底。《后漢書》反映出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如在《竇武、何進傳》中，他把竇、何兩人的失敗與宋襄公相比，透露了“智非不足，權(quán)亦有余，蓋天敗也”的看法?！逗鬂h書》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記載，特別是在《方術(shù)傳》中，他把費長房的縮地、王喬的鳧履、左慈的羊鳴、郭憲、欒巴的潠酒滅火寫得活靈活現(xiàn)，仿佛天下真有仙術(shù)。這都是范曄思想中的消極因素。
《后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xiàn)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長統(tǒng)傳》中，范曄詳細地收錄了八篇抨擊時政的論文。這些文章大多宣揚了異端思想，如把社會動亂的原因大膽地歸結(jié)為統(tǒng)治階級倒行逆施的結(jié)果。他們說，殘暴的君主看見大家不敢違背他的意志，總以為自己的統(tǒng)治非常鞏固。于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欲，什么事情都干得出來。他把“餓狼”“饑虎”一樣的官僚派往各地，“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結(jié)果“怨毒無聊，禍亂并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這些文章揭露了統(tǒng)治階級的奢侈腐化，說他們“連棟數(shù)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還認為，某些君臣關(guān)系是臣虜關(guān)系，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關(guān)系。范曄除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異端思想外，在《竇憲傳》論中則直接對君主濫用權(quán)力，糟蹋人力的行徑表示不滿：“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煨塵者，亦何支哉!”《后漢書》一方面揭露魚肉人民的權(quán)貴，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中下層人士。在《黨錮傳》中，他為二十一人立傳，竭力歌頌他們的氣節(jié)，對張儉、范滂、李膺等人也寫得生動傳神，融進了作者的感情。遺憾的是，他雖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對農(nóng)民起義。范曄對黃巾起義基本上持否定態(tài)度，這是由階級立場決定的。
范曄作史，十分講究文采，對于《后漢書》的文章，他自己評價很高。確實，范書文辭優(yōu)美，簡潔流暢，不僅為史學(xué)名著，也稱得上是文學(xué)名作。但有的地方，范曄過于重文，對于史的記載不免有所虧損。如司馬彪《續(xù)漢書》載：“虞詡為武都太守，始到郡，谷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載，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歸，戶數(shù)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薄跋罗q東三十余里許，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皆坼裂，因鐫去石，遂無汪溺之患?！笔妨显攲嵣鷦樱搅朔稌系墓P下只剩下“數(shù)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和“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余戶，鹽米豐賤，十倍于前”的幾句了。
《后漢書》是范曄私人著述，又尚未徹底完稿，因此在他的生前，看到這部書的人很少，影響不大。章太炎認為，"史、漢之后，首推后漢書"。陳寅恪曾說："蔚宗(范曄字)之為后漢書，體大思精，信稱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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