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黃仁宇《萬歷十五年》有感1

　　最近，受同學的影響下，拜讀了黃仁宇先生的作品《萬里十五年》，書中，黃仁宇先生以其“大歷史觀”，深刻剖析了明代的政治及世風。閱讀完了全作后，我對黃仁宇先生提出的一個問題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那就是一個社會在道德與法律上的取舍。

　　中國歷來有亂世用重典的習慣，無論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是清初的“留頭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都是統(tǒng)治者為了鞏固其統(tǒng)治地位，削弱民眾反政府的野心，所做出的一些超出常規(guī)的舉動，這時法律在社會上的地位是道德所望塵莫及的。

　　從另一反面來看，站在統(tǒng)治者的角度，這樣也是無奈之舉，試想，如果統(tǒng)治者的臣民們都在想著“大丈夫當如此也!”甚至是“彼可取而代之”的話，他又豈能安睡于臥榻。更何況，亂世之中豪強群起紛爭，戰(zhàn)爭直接激起了人們心中的那最原始的野性，弱肉強食，社會秩序往往會被破壞的一干二凈，而作為統(tǒng)治者，他這是所最需要做的，也是貧苦大眾(也就是弱勢群體)所最希望做的，就是能夠恢復原有的社會秩序。而這時，法律作為統(tǒng)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而得到最大的落實，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亂世漸漸過去，社會秩序也慢慢的恢復，這時，統(tǒng)治者們所希望的就是社會秩序能夠永遠的維持一個穩(wěn)定的局面，也就是說，人們心里的那種原始野性能夠永遠的為文明所替代，他們就需要以一種思想上的規(guī)范來約束他的人民，這時，儒家文化就進入了統(tǒng)治者的視線，儒家文化講究仁者愛人，尊君愛父，講究人之初，性本善，正好能夠馴化所謂的鄉(xiāng)野蠻夫，因此，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家文化漸漸的造就了社會道德，也使中國漸漸的走向了文明。

　　在金庸先生的作品《天龍八部》中，曾有過這么一段情節(jié)，掃地僧告戒簫，慕容二人，過多的修煉武功秘籍固然會使你一時強大，但日久必然傷身，所采取的辦法就是以佛法來修身養(yǎng)性，來緩解武功所造成的戾氣，這一精辟的說法其實可以看作對道德與法律最好的闡釋，法律固然能夠對重整社會產(chǎn)生很大作用，但其反作用也相當?shù)拿黠@，人民往往會變的民不聊生，秦朝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法家出身的李斯與始皇的搭檔，國家固然是高度中央集權，但其崩潰的程度也是舉世罕見。

　　而明朝為文官集團所控制，以八股為武器，控制了人民的思想，可謂是民風淳樸，但其弊端也顯而易見，社會生產(chǎn)力的得到發(fā)展，類似于嚴嵩，魏忠賢等人能夠輕易的控制法律。雖然國家希望以道德來使讀書人能夠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但當讀書人成為官員，有了權利以后，由于缺少強力的法律為保障，道德往往就無法抵御巨大利益所帶來的誘惑，因此，舉朝上下貪污成風，最后內(nèi)憂外患，最終亡國。

　　其實，道德與法律最好的關系便象掃地僧所說，以道德來輔助法律，道德，也就是“禮”，在《禮》中的解釋就是維護血緣宗法關系和宗法等級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則和言行規(guī)范的總稱?？梢?，道德最初的作用就是在一些法律沒有顧及的地方進行約束，進行一些輔助作用。統(tǒng)治者首先必須以法律來構建社會秩序，使有破壞社會秩序想法的那些人停留在想法階段，然后再以道德感化那些人，使之破壞秩序的想法慢慢淡化，直至消失。這應該就是法律與道德最恰當?shù)年P系吧。

　　讀黃仁宇《萬歷十五年》有感2

　　 大學時讀了《萬歷十五年》一書，其文字之散漫理性、語調之平緩有力給人以深刻啟示，雖然現(xiàn)在很多史學家的著作受其影響，但我認為這只是一種風格上的模仿，沒有本質上的透析?！度f歷十五年》該書有兩大特點：一是宏觀寫史，從大框架、大格局中著眼，甚至又從全球的眼光來衡量中國之歷史。但同時又注重從細節(jié)、具體人物、瑣碎事件來“技術寫史”，以此從多條線索、雜亂無章但卻又向一個固有的中心匯集，猶如無數(shù)條細流繞來轉去，而把無數(shù)條細枝末節(jié)似的細流綜合起來卻發(fā)現(xiàn)每條細流都意在扯出一個宏觀地、戰(zhàn)略性的大歷史觀，可以說是典型地“大處著眼，小處下手”。二是該書側重于從財政經(jīng)濟和組織結構的角度寫史，由于該書是從小的細節(jié)瑣事寫“大歷史觀”，同時又從財政經(jīng)濟狀況和組織結構的角度闡述，所以使文章讀起來有找不到重心、比較散亂之感，字句晦澀難懂，卻又不抽象，而能做到結合史實。這正說明該書側重于從經(jīng)濟制度、財政體制、政府組織、意識形態(tài)、農(nóng)業(yè)與商業(yè)經(jīng)濟的沖突、行政效率、貨幣管制和社會結構的角度來塑造一個大框架，從該框架下來研究中國歷史，而較少注重政治人物、宮廷權謀，因為在作者看來這些無關框架，甚至皇位和朝代的更替也顯得無關緊要。反而在大框架束縛下任何改革、任何歷史人物、甚至皇帝都具有悲劇色彩，都值得同情，而無法突破千年來的框架，作者也稱其為“一個大失敗的總記錄”。雖然王安石等變法派有此嘗試，但其失敗更使該框架收縮、停滯，也使得中國具有今后的悲劇色彩，直到一種外力強大到對該框架重擊，使其出現(xiàn)嬗變。作者探討了宋代對貨幣管制的提前嘗試，又責怪元朝無力突破農(nóng)業(yè)框架的束縛，只單純延續(xù)了唐宋的貨幣商業(yè)而不能使之固定化，以至于使元朝成了帝國收斂的過渡，甚至有預先展開之嫌。那么既不能突破，就只有收縮，明清也成了作者對這種收斂內(nèi)向框架地最有力剖析對象。作者以后又敘述了民國的財政經(jīng)濟、中共對中國基層組織和土地制度的變革等。作者還提出了“社會架構論”(p369頁)，并指出一個現(xiàn)代社會能用商業(yè)原則管制，在經(jīng)濟因素能公平自由交換地前提下創(chuàng)造、完善利于資金流通、管理提高的組織制度，作者稱之為立，即突破農(nóng)業(yè)體制。作者也重點研究“破”和“立”，其依據(jù)是中國幾千年來的經(jīng)濟財政體制、社會架構、組織特點，在綜合這些后的“大框架”下寫史，使《萬歷十五年》這本書既開啟了“技術、細節(jié)寫史以揭開宏觀歷史觀”這一研究方法和人性化寫作風格，又側重了財政經(jīng)濟、社會組織的研討。

　　 因此，“大框架”和經(jīng)濟組織、體制的歷史變革是該書兩大主線。該書甚至可以稱為中國財政史、中國社會結構專著，黃仁宇是以社會學家和經(jīng)濟學家的眼光來完成史學家的任務，再加上作者對財政稅收和貨幣制度史的專長，使得《萬歷十五年》該書是對中國體制變革的批判和研讀。作者在自序中也肯定了《萬歷十五年》是一部學術專著，只是為了使這部專著大眾化作者才以傳記體的形式敘述和寫作，然而正是這種大眾化的寫作風格為現(xiàn)代的史學家和文學家所迷戀，才會有《易中天評三國》、《明朝那些事》這樣的大眾史學讀物，然而我所推崇的不是《萬歷十五年》一書的傳記式寫作風格，甚至也不是宏觀寫史的大局觀，因為宏觀寫史的肯定不是黃仁宇一人，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比《萬歷十五年》還要早，更被認為是“全球史觀”的代表作，其“大局觀”更是氣勢磅礴。我所推崇的是《萬歷十五年》一書對本質的探討和揭示，這正是學術精華之所在。平時看《環(huán)球時報》，發(fā)現(xiàn)在上面發(fā)表文章的大多是三流學者，因為其文章很少有對國內(nèi)和國際局勢的本質探討，而僅僅是情緒發(fā)泄，好的文章和著作不是看其標題有多聳動，也不是看其內(nèi)容有多么“技術性”，而是看其內(nèi)容有多少對規(guī)律的理性揭示。鄭必堅、鄭永年這樣的一流學者的文章無不是對中國及國際形態(tài)的本質探討和現(xiàn)實批判。如鄭永年對中國社會關系(包括人際關系、家庭關系)的貨幣化、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探討無不是追本溯源、發(fā)人深思。黃仁宇該書“技術寫史”“人性化寫史”只是表面，其實質寶貴之處在于對歷史透過表象而論述本質，每句話都深刻到對本質的概述，而模仿者只知學其表不知學其本。所以對本質的探討即“窮萬物之變”應是我們永遠學習和牢記的，特別是對擔負引領中國前進方向的學者而言更應如此!

　　 《萬歷十五年》一書對中國千百年的體制進行了探討，正如我對本文加的標題“制度決定命運”，甚至制度決定人性。中國從領先于西方到落后于世界，其本質在于制度痼疾，這也是“李約瑟之謎”的謎底所在。從《萬歷十五年》一書可看出毛澤東的思想于朱元璋沒什么區(qū)別，毛澤東對知識分子、功臣、特別是商業(yè)的態(tài)度與朱元璋何等的相似，這正是小農(nóng)思想的危害!黃仁宇在自序中說朱元璋“不著眼于扶助先進經(jīng)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經(jīng)濟，以均衡姿態(tài)維持王朝的安全”，而毛澤東時代與今天的朝鮮又何嘗不是如此?中國的“貧窮均衡”狀況被鄧小平率先打破，所以今天中國那些左派們懷念的只是毛澤東和朱元璋時代的“均衡狀態(tài)和精神”而不是那個前提的“貧窮”，鄧小平雖然解決了“貧窮”問題，卻沒能解決“均衡”問題，而“富裕的均衡”的實現(xiàn)只有依靠體制來實現(xiàn)，雖然有困難但不能一有困難就想著回到“貧窮的均衡”，現(xiàn)在的中國處于中間爬坡狀態(tài)，要么重新回到“貧窮均衡”，要么跨入“富裕均衡”，中國在封建社會和毛時代實現(xiàn)過“貧窮均衡”，但從未實現(xiàn)過一次“富裕均衡”，為何不能實現(xiàn)一次，而非要留戀“貧窮均衡”?另外，我的一點感想是在書外，談一談民主政治。我認為一人一票的“原教旨主義式的民主”只是表面的平等，沒有發(fā)財機會的均等只會造成“失敗國家”和“失敗民主”，平等投票選舉的機會不如擁有平等發(fā)財?shù)臋C會，以便使每個人都有獲得公眾權利的機會。經(jīng)濟的不平等無法通過民主選舉來實現(xiàn)社會的平等，成功不僅是選舉制度的成功，更是“發(fā)財機會相對均等”的成功，這有別于毛時代的財富分配均等。中國仍然停留在權力對發(fā)財機會有干預甚至是決定權的時代，在這方面比較好的是日本和北歐國家，雖然日本有家族政治，但其社會財富是非常均等的，與中國官僚式的權貴經(jīng)濟形成鮮明對比。所以，全部社會關系都已經(jīng)貨幣化了的中國是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日本、北歐應是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朝鮮、古巴之流只是“后封建社會”而已，那里只有點資本主義萌芽或幼苗而已，如同明清時的中國一樣，政治上，是封建世襲制的“父死子承、兄終弟及”。因此，法學家和行政管理學者討論的民主問題最后還要有經(jīng)濟學家、社會學家的幫忙才能根本解決。法學家、行政管理學者、經(jīng)濟學家、社會學者應該從政治制度、財政制度、法律制度、社會架構及貨幣流通關系、分配制度等一切社會結構層面推動中國的進步，僅僅政治上的變革或選舉并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如同今天的俄羅斯一樣，它的社會架構、經(jīng)濟組織依然是蘇聯(lián)式的，即使搞民主也僅僅是隔靴搔癢而已。有此可知體制的重要性，當一個體制達到瘋狂的地步，““””、社會關系貨幣化及信仰缺失帶來的道德淪喪、種族屠殺、法西斯式的對外侵略等都有可能出現(xiàn)，任何一個國家的變革無不是其制度變革的直接或間接結果，中國的改革開放如此，冷戰(zhàn)的發(fā)生甚至也是制度的較量，有此可知制度對國家、人性、國際格局體系的重要性。最后引用鄭永年的一些話來結束我所寫的這點讀書筆記：“所有的以前的國家，崛起中的大國，都是因為它內(nèi)部的國家制度的健全。所謂的一個國家的外部的崛起，實際上是它內(nèi)部力量的一個外延。在一個內(nèi)部，自己的國家制度還沒有健全的情況下，就很難成為一個大國。即使成為一個大國呢，是不是sustainable，不是可持續(xù)的。”制度決定命運，制度決定人性。

　　讀黃仁宇《萬歷十五年》有感3

　　“明萬歷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中國歷史上原本是極其普通的年份，作者以該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物為中心，抽絲剝繭，梳理了中國傳統(tǒng)社會管理層面存在的種種問題，并在此基礎上探索現(xiàn)代中國應當涉取的經(jīng)驗和教訓，作者以其‘大歷史觀’聞名于世，本書中這一觀念初露頭角，‘敘事不妨細致，但是結論卻要看遠不故近’。”書的簡介如是說。在后來讀的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了作者對這一思想的詮釋。

　　這是一部極其嚴謹?shù)膶W術作品，嚴謹?shù)米屓苏\惶誠恐，戰(zhàn)戰(zhàn)兢兢。很難想象，一部社會科學的作品，寫得竟如許多自然科學論文一樣：每引用一句，每提出一個看法，必注明出處。相比而言，中國很多寫歷史的人則更多依靠感性。

　　作者所謂的“大歷史觀”，就是不能只看一個時間段的歷史，還要前看三五百年，后看三五百年;不能只看一個國家的歷史，還要放到世界歷史環(huán)境下去看。

　　公元1587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均執(zhí)政，國號萬歷，廟號神宗。萬歷此時已滿23歲，作者選取了這一階段出現(xiàn)的幾個關鍵性人物：萬歷首輔張居正、大學士申時行、南京都察院右都御使海瑞，薊州總兵戚繼光和已知府身份掛冠而去的名士李贄。作者用他們的經(jīng)歷闡述分析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軍事和官僚作風等諸多方面。這些人當中最為聲名煊赫的當屬張居正。張最開始是萬歷的老師，1572年萬歷登極，張成為首輔。張是由科舉制度一步步爬上位極人臣的巔峰的，他是一名卓越的實干家，掌權期間，他一心整理全國賦稅，實施全國耕地丈量，為達到一個“萬歷之治”的美好夢想，嚴格實施他的政策，他不得不任用大量私人，培植親信，也確實接近獨裁的一面，他近乎架空了小萬歷的權力，在1572~1582萬歷執(zhí)政的第一個十年中，國庫收入增加，國力上升，民眾生活改善，社會規(guī)章制度也有所規(guī)范，奈何1582年年中，張溘然長逝，隨之而去的還有他苦心經(jīng)營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自此之后，“萬歷之治化為泡影，明朝中興無望。

　　1583年，適逢三年一度的會試。按照傳統(tǒng)，皇帝以自己名義親自主持殿試，策文題目長達五百字，他詢問與試舉人：為什么他越想勵精圖治，但結果卻是官僚越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他的問題過于嚴肅，沒有舉人敢于回答。

　　張去世后，朝中官員經(jīng)歷了一場地震。他的派系被瓦解，貶斥，發(fā)配充軍者不少，而曾經(jīng)被張發(fā)配充軍或貶斥的官員大都官復原職或得到提升。1583年，與張共同輔佐萬歷的馮保被終身軟禁于南京孝陵。1584年，張宅在張去世兩年后被查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樹倒猢猻散”“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有太多總結人世興衰的諺語。

　　當時帝國的體制是中央集權，精神支持為道德，管理方法則依靠道德和文牘。張居正去世后，張四維接任內(nèi)閣大學士一職，但不出一年，其父去世，他離職丁憂，內(nèi)閣大學士由申時行代理并接替。申認識到文官集團具有的雙重性格并總結出“陰陽論”，即他們受“四書”的熏陶，有直言耿介一身正氣的方面，也有不滿私欲驕奢淫逸的一面。申便在他的辦公地點：文淵閣，艱難的充當著一個和事老的角色。他的前任有太多非正常死亡的例子，他不敢再冒險了。張居正時期的想法是：“使不肖者猶知忌憚，而賢者有所依歸。”結果是身死家破，英名掃地。申輔政時期，是萬歷思想徹底轉換的時期。由于在立誰是太子的問題上和朝臣意見的分歧，皇帝和他的朝臣們走向了對立面，萬歷開啟了他漫長的不早朝之旅，申則從中調和。事實證明申的策略是正確的，那個系統(tǒng)，那個制度下，不需要你有多高超的實干能力，這是下層官員的事，高層只需貴規(guī)規(guī)矩矩做好禮儀，起好表率，通過文牘傳遞思想，用道德去引領民眾，成為制度的附件。申完成8年輔佐時間后，解甲歸田23年，在蘇州過八十大壽時，還收到了皇帝的祝賀。

　　萬歷初期，帝國的東南沿海長期受倭寇襲擾，而明朝駐扎在這一地區(qū)的十幾萬軍隊竟無法處理，這一情況被戚繼光扭轉了。戚也是一位卓越的實干家，創(chuàng)造了對付倭寇的“鴛鴦陣”，在成功肅清東南沿海的倭寇后，被張居正調任薊州總兵，拱衛(wèi)京畿，當做私人。張回江陵葬父時，戚更是派出一整隊鳥銃手為其開道護航，足以看出兩位實干家惺惺相惜之情。只是，那是一個重文輕武的時代，1582年張一死，戚沒了后臺，旋即被調離薊州，強軍興軍之夢也就無從談起了。后來“薩爾滸之戰(zhàn)”時，明軍“自將領而下，十無一二能辨魯魚。”一代優(yōu)秀將領，晚年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只得在朋友接濟下過活，1588年1月17日，戚繼光去世，其好友汪道昆題墓志銘：口雞三號，將星殞矣。這一年，西班牙無敵艦隊已完成整備，出征英國。而明朝此時尚無暇顧及海洋。

　　海瑞是眾所公認的大清官，可他就是得不到重用，在他身上，文官集團雙重特性中積極一面熠熠生輝，他實事求是，能力一流，品格一流，要求下屬嚴格程度也屬一流，只可惜生不逢時，此時的明朝也許承平日久，大多官員早已不拿正事當正事，海瑞是孤獨的，1587年11月13日，海瑞死于北京，獲此消息的官員們長舒了一口氣。

　　對于李贄這個人，可能很少有人聽過，百度詞條上將他定義為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他在官至知府時掛冠而去，漂泊，講學，寄宿于好友家中，看來也是一位不合時宜的官員，官至知府竟然沒錢買房或租房。他在懷著對帝國的各種思索中自刎了，但一時沒死，和侍者有這樣一番對話：

　　問：“和尚痛否?” 答：“不痛。”

　　問：“和尚何自割?” 答：“七十老翁何所求。”

　　是看透世事后的無奈還是對自己無能為力的深刻自責，我們不得而知。

　　有人說：“《萬歷十五年》是一部嚴謹?shù)膶W術作品，但卻具有卡夫卡小說《長城》那樣的超現(xiàn)實主義夢幻色彩。”歷史就是這樣，我們讀歷史，分析歷史，或感嘆或拍案，到底是總結規(guī)律，尋找更適合發(fā)展興盛之道。萬歷丁亥年的年鑒，是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作者“技術角度看歷史(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的觀點，在分析問題上確實很深刻透徹，敘事不妨細致，正是一樁樁小事，構成了深沉的萬歷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