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子并稱“孔孟”。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的關(guān)于孟子的簡介資料，供大家參閱!

　　孟子簡介

　　孟子(約公元前372年-約公元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軻，字子輿，戰(zhàn)國時期鄒城(今山東鄒城市)人。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與孔子并稱“孔孟”。

　　韓愈《原道》將孟子列為先秦儒家繼承孔子“道統(tǒng)”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為“亞圣公”，尊稱為“亞圣”，其弟子及再傳弟子將孟子的言行輯錄成《孟子》一書，屬語錄體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論匯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完成，倡導“以仁為本”。代表作有《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和《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寡人之于國也》編入高中語文教科書中。

　　孟子人物生平

　　早年受教

　　孟子的出生之時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年)大約百年左右，活動年代約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的后裔。孟孫氏衰微后，有一支從魯遷居到鄒，就是孟子的祖先?！妒酚?middot;孟子荀卿列傳》說，孟子“受業(yè)子思之門人”;他的老師孟子沒有講他的姓名，卻是說：“予未得為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其受業(yè)于何人，自漢代以來頗有爭議，一是認為師從子思，一是師從子上，一是師從子思之門人。朱熹云：“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人，謂子思之徒也。”司馬遷在《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記載，孟子“受業(yè)子思之門人”。 而且根據(jù)《史記·孔子世家》，子思的父親孔鯉(孔子的兒子)生卒年，魯繆公的在位時間進行推算，孟子受業(yè)于子思是難以成立的。由此看來，孟子師從子思之門人較為妥貼。

　　關(guān)于孟子的父親更加缺乏資料，趙岐在《孟子題辭》中認為孟子“宿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孟子幼年和孔子一樣，在母親的教育下成長，孟母教子的故事，史書上記載頗多，孟母的言傳身教對孟子成為“亞圣”具有巨大的作用。孟子對孔子備極尊崇，他在《公孫丑上》說：“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孟子曾經(jīng)游歷齊、宋、滕、魏、魯?shù)葒?，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歷列國的具體時間，已說不十分準確，只能依據(jù)《孟子》一書的記載，說明大體上的時間和情況。

　　游說齊宋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仁政學說，是位非常有抱負的政治家，在諸侯國合縱連橫，戰(zhàn)爭不斷時期，作為銳捷的思想家，孟子意識到了當時的時代特征和趨勢，建構(gòu)了自己的學說。與孔子一樣，他力圖將儒家的政治理論和治國理念轉(zhuǎn)化為具體的國家治理主張，并推行于天下。而當時各個思想家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主張，游說各國諸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孟子開始周游列國，游說于各國君主之間，推行他的政治主張。

　　孟子大約在45歲之前率領(lǐng)弟子出游各國。孟子第一次到齊國，是在齊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0年)年間。當時匡章背著“不孝”的壞名聲，孟子卻“與之游，又從而禮貌之”。到了齊國，孟子宣揚他的“仁政無敵”主張，他在齊國很不得志，連威王贈送的“兼金一百”鎰，都沒有接受，就離開齊國。

　　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為君的時候，孟子到了宋國。他在宋國期間，滕文公還是世子，他去楚國經(jīng)過宋國時見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他從楚國回來又在宋國見到孟子。孟子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意思是說，只要好好地學習“先王”，就可以把滕國治理好。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饋贈的七十鎰金，離開宋國，回到鄒國?！读夯萃跸隆酚涊d說，鄒國同魯國發(fā)生了沖突。鄒穆公問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回答說：“兇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zhuǎn)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他說，這就象曾子說的那樣：你怎樣對待人家，人家就將怎樣回報你?，F(xiàn)在，您的百姓可得到報復的機會了，您不要責備他們吧!“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兩次到鄒國來向孟子請教怎樣辦理喪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來到滕國。滕文公親自向孟子請教治理國家的事情。孟子說：“民事不可緩也。”他認為人民有了固定產(chǎn)業(yè)收入，才有穩(wěn)定的思想道德和社會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還必須對之進行“人倫”的教化。“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畢戰(zhàn)詢問井田制的情況。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jīng)界始”。接著講了一遍井田制。最后說，我說的是大概情況，您和您的國君參照著去做吧。

　　“有為神農(nóng)之言者”農(nóng)家許行，從楚國趕到滕國來。許行主張君民并耕而食，反對不勞而獲的剝削、壓迫;主張實物交易，物品在數(shù)量、重量上相等的，價格相同。陳相兄弟很贊成許行的主張，“盡棄其學而學焉”。許行的思想在反對剝削上是有進步意義的。但他以小農(nóng)的平均主義思想否定社會分工，是違反社會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孟子抓住許行的這一弱點，大講“物之不齊”的道理，并以“勞心”“勞力”的劃分來論證剝削制度、階級壓迫的“合理性”。

　　奔赴魏國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國的自身都難保，根本談不上實行他的政治主張。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0年)，離開滕國到了魏國。這時，孟子已經(jīng)五十三歲。惠王見到孟子就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最反對國君言利，所以回答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戰(zhàn)，魏敗于齊。公元前341年，馬陵之戰(zhàn)，魏太子魏申被齊軍俘虜而死。公元前340年，秦國的商鞅領(lǐng)兵攻魏，俘魏大將公子卯。公元前330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縣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國昭陽領(lǐng)兵破魏軍于襄陵，取得魏國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對孟子說：“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于齊，長子死焉;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恥之，愿比死者壹灑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梁惠王講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辦法。他說，這樣，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擊擁有堅甲利兵的秦楚軍隊。梁惠王問的是怎樣報復齊、秦、楚的具體辦法，孟子回答的卻是空泛的道理，當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視。孟子到魏國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兒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見到梁襄王，對他的印象很壞，說他不象個國君。這時，齊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離開魏國又到了齊國。

　　二度奔齊

　　孟子約于齊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齊國，受到禮遇。齊宣王見到孟子就問：“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回答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齊宣王想效法齊桓公、晉文公圖謀霸業(yè);孟子的政治主張卻是效法“先王”，實行“仁政”。他講的“保民而王”、“制民之產(chǎn)”的道理，雖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階級的長久利益，但并非“富國強兵”的當務之急，從而被看成“守舊術(shù)，不知世務”。

　　燕王噲因讓國給燕相子之，引起燕國內(nèi)亂。公元前314年，齊宣王乘機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獲全勝。齊宣王對孟子說：“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說：“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于燕眾，置君而后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宣王不聽，“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 孟子對齊宣王的進言很多，并未見用。他本來打算依靠齊宣王來推行他的政治主張，但齊宣王只是把他當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來尊重，而不是想實現(xiàn)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這一點，便準備回鄉(xiāng)。齊宣王派人告訴孟子：“我欲中國(國都中)而授孟子室，養(yǎng)弟子以萬鐘，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這實際上是把孟子當作一塊招牌，博得尊賢重士的名聲。

　　《公孫丑下》記，孟子離開齊國，在齊的邊境晝地停留了三宿。有人問他，為什么這樣遲緩呢?他說：“予三宿而出晝，于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有人說，“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樣子。”孟子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shù)，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我何為不豫哉?”他以歷史循環(huán)理論的觀點認為將要有“王者”興起，來統(tǒng)一天下。他寄希望于齊宣王，企望在齊國有所作為，但愿望落空了，只得離開齊國。

　　再游宋國

　　齊楚曾經(jīng)有合縱之約。秦使張儀以土地之利誘騙楚懷王與齊絕交。楚齊已經(jīng)斷交，楚也發(fā)覺見欺。公元前312年，楚大發(fā)兵與秦戰(zhàn)，兩次大敗于秦。當秦楚正要交戰(zhàn)的時刻，孟子從齊國到宋國去，在石丘遇到宋牼?！陡孀酉隆酚?，宋牼聽到秦楚要打仗，準備去說秦、楚罷兵。孟子問宋牼，用什么宗旨去說秦、楚?宋牼說：“我將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對言“利”，主張講“仁義”。他說：“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于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于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終(盡)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說：“先王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孟子再游宋時，宋君偃早已自立為王。《滕文公下》記，孟子的弟子萬章問：“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說，湯、武行王政，他們的征伐，是從水火中拯救百姓，誅殺殘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擁護，“而無敵于天下”。“茍行王政，四海之內(nèi)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去宋赴魯

　　不久，孟子便離開宋國到了魯國。這時候正是魯平公(約于公元前322年至前302年在位)將要使孟子的弟子樂正子為政。魯平公將要去拜訪孟子，因為他所寵愛的小臣臧倉說了孟子的壞話，而又改變了主意。樂正子把這件事情的經(jīng)過告訴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這時已經(jīng)六十幾歲，便回到老家鄒國，不再出游了。

　　與儒家爭鳴者以墨家和楊朱學派的勢力最大。孟子說：“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又說：“逃墨必歸于楊，逃楊必歸于儒。”孟子痛斥楊、墨學派，說：“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衛(wèi))先圣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他說，他這樣嚴厲地駁斥楊、墨的異端邪說，是繼承大禹、周公、孔子三個圣人的事業(yè)，他要正人心，就必須辟楊、墨。他的弟子公都子告訴他，別人都說他好辯論，他說：“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一生的經(jīng)歷，也很象孔子，過著長期的私人講學的生活，中年以后懷著政治抱負，帶著學生周游列國。隨從的學生最盛的時候，是“后車數(shù)十乘，從者數(shù)百人”。他也是到處受到當權(quán)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國，都無所顧忌地批評國君，甚至責備得國君“顧左右而言他”，而他的政治主張卻不被接受。孟子晚年回到故鄉(xiāng)，從事教育和著述。他說：“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樂的事。孟子的弟子雖沒有孔子那么多，但是戰(zhàn)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學說不符合他所周游的那些國家的需要。于是就回到家鄉(xiāng)與萬章等人整理《經(jīng)》、《書經(jīng)》，闡發(fā)孔丘的思想學說，寫成《孟子》一書，共七篇。在他之后，出現(xiàn)了學者鄒子等人。

　　孟子主要功績

　　思想

　　《史記》說孟子有著述七篇傳數(shù)世，《漢書·藝文志》說有十一篇。東漢末趙岐說孟子有《性善辯》、《文說》、《孝經(jīng)》、《為政》四篇外書，則十一篇當是在七篇外又加外書四篇。趙岐認為外書四篇內(nèi)容膚淺，與內(nèi)篇不合，當是后人所作。流傳至今的《孟子》，即趙岐所說的內(nèi)篇。全書雖非孟子手筆，但為孟子弟子所記，皆為孟子言行無疑。從書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論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張性善論。以為人生來就具備仁、義、禮、智四種品德。人可以通過內(nèi)省去保持和擴充它，否則將會喪失這些善的品質(zhì)。因而他要求人們重視內(nèi)省的作用。在社會政治觀點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論。仁政就是對人民“省刑罰，薄稅斂。”他從歷史經(jīng)驗總結(jié)出“暴其民甚，則以身弒國亡，”又說三代得天下都因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強調(diào)發(fā)展農(nóng)業(yè)，體恤民眾，關(guān)注民生，他在《寡人之于國也》中說：“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他又提出民貴君輕的主張，認為君主必須重視人民，“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過，臣下則諫之，如諫而不聽可以易其位。至于像桀、紂一樣的暴君，臣民可以起來誅滅之。他反對實行霸道，即用兼并戰(zhàn)爭去征服別的國家;而應該行仁政，爭取民心的歸附，以不戰(zhàn)而服，也即他所說的“仁者無敵”，實行王道就可以無敵于天下。在價值觀方面，他強調(diào)舍身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強調(diào)要以“禮義”來約束自己的一言一行，不能為優(yōu)越的物質(zhì)條件而放棄禮義，“萬鐘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

　　民本思想

　　孟子根據(jù)戰(zhàn)國時期的經(jīng)驗，總結(jié)各國治亂興亡的規(guī)律，提出了一個富有民主性精華的著名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如何對待人民這一問題，對于國家的治亂興亡，具有極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視民心的向背，通過大量歷史事例反復闡述這是關(guān)乎得天下與失天下的關(guān)鍵問題。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quán)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quán)推翻政權(quán)。正因此原因，《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國的后蜀時，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jīng)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jīng)書」的開始。到南宋的孝宗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并成為「十三經(jīng)」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傳說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滿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刪節(jié)《孟子》中的有關(guān)內(nèi)容。

　　仁政學說

　　孟子繼承和發(fā)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發(fā)展為仁政學說，成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論，是以仁政為內(nèi)容的王道，其本質(zhì)是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服務的。他把“親親”、“長長”的原則運用于政治，以緩和階級矛盾，維護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長遠利益。

　　孟子一方面嚴格區(qū)分了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的階級地位，認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擬定了一套從天子到庶人的等級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的關(guān)系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guān)系，主張統(tǒng)治者應該像父母一樣關(guān)心人民的疾苦，人民應該像對待父母一樣去親近、服侍統(tǒng)治者。

　　孟子認為，這是一種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統(tǒng)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反之，如果不顧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將會失去民心而變成獨夫民賊，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體內(nèi)容很廣泛，包括經(jīng)濟、政治、教育以及統(tǒng)一天下的途徑等，其中貫穿著一條民本思想的線索。這種思想是從春秋時期重民輕神的思想發(fā)展而來的。

　　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jīng)界始”。所謂“經(jīng)界”，就是劃分整理田界，實行井田制。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是一種封建性的自然經(jīng)濟，以一家一戶的小農(nóng)為基礎(chǔ)，采取勞役地租的剝削形式。每家農(nóng)戶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吃穿自給自足。孟子認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chǎn)者有恒心，無恒產(chǎn)者無恒心”，只有使人民擁有“恒產(chǎn)”，固定在土地上，安居樂業(yè)，他們才不去觸犯刑律，為非作歹。孟子認為，人民的物質(zhì)生活有了保障，統(tǒng)治者再興辦學校，用孝悌的道理進行教化，引導他們向善，這就可以造成一種“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孟子認為統(tǒng)治者實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擁護，這樣便可以無敵于天下。孟子所說的仁政要建立在統(tǒng)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礎(chǔ)上。孟子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種同情仁愛之心。但是，這種同情仁愛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愛”，而是從血緣的感情出發(fā)的。孟子主張，“親親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這種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體現(xiàn)。

　　仁，據(jù)孟子解釋，就是“人心”。怎樣才算是仁呢?根據(jù)《孟子》一書可以概括為：第一、親民。孟子主張統(tǒng)治者要“與百姓同之”，“與民同樂”。第二、用賢良。“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滕文公上》)“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公孫丑》上)“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明其政刑。”第三、尊人權(quán)。孟子公開宣揚“民為貴”、“君為輕”的口號，提倡在一定的范圍調(diào)和統(tǒng)治者和勞動人民的關(guān)系。第四、同情心。要求統(tǒng)治者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恩辦法來治民。認為這樣做便能得到人民的歡迎和擁護，從而達到“無敵于天下”。第五、殺無道之者，也是仁，而且是最大的仁。孟子要求對一切殘民以逞的暴君污吏進行嚴正的譴責，力圖把現(xiàn)實的社會發(fā)展到“保民而王”的政治軌道上來。

　　孟子以“仁政”為根本的出發(fā)點，創(chuàng)立了一套以“井田”為模式的理想經(jīng)濟方案。提倡“省刑罰、薄稅斂”、“不違農(nóng)時”等主張。要求封建國家在征收賦稅的同時，必須注意生產(chǎn)，發(fā)展生產(chǎn)，使人民富裕起來，這樣財政收入才有充足的來源。這種思想，是應該肯定的。作為新興地主階級的思想家，孟子還提出重農(nóng)而不抑商理論，改進了傳統(tǒng)的“重農(nóng)抑商”的思想，這種經(jīng)濟觀念在當時是進步的。孟子的“井田制”理想，對后世確立限制土地兼并，緩和階級矛盾的治國理論有著深遠的影響及指導意義。

　　易子而教

　　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無類”(《論語·衛(wèi)靈公》)的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fā)揮。他們都把全民教育當作實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主張“設為庠序?qū)W校以教之”(滕文公章句上)加強學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當政者要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離婁章句上)以榜樣的力量，教化百姓。教化的目的，就是要百姓“明人倫”，以建立一個“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滕文公章句上)的和諧融洽的有人倫秩序的理想社會。

　　孟子一貫以孔子的正統(tǒng)的繼承者自居，他的教育貢獻也是無與倫比的。他不僅授徒講學，培養(yǎng)出了樂正子、公孫丑、萬章等優(yōu)秀的學生，還與弟子一起著書立說，著《孟子》七篇，留給后世。猶如綿綿春雨，普降于漫漫的歷史文化中。

　　對教育方法的改進，孟子很推崇“易子而教”的傳統(tǒng)教育方法。當他的得意門生公孫丑詢問有的君子為何不親自教育自己的兒子時，孟子回答道：“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離婁章句上)父子之間由于感情深厚，父親對兒子的教育往往不嚴，對于兒子的一些錯誤和毛病也因為溺愛和驕慣而放任，從而使正確的教育難以為繼。所以，“父子之間不責善”，易子讓別人來教育，既能從嚴要求，也能保持父子之間的親密關(guān)系，不傷害感情。

　　道德倫理

　　孟子把道德規(guī)范概括為四種，即仁、義、禮、智。他認為“仁、義、禮、智”是人們與生俱來的東西，不是從客觀存在著的外部世界所取得的。同時把人倫關(guān)系概括為五種，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認為，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最為重要。仁、義的基礎(chǔ)是孝、悌，而孝、悌是處理父子和兄弟血緣關(guān)系的基本的道德規(guī)范。他認為如果每個社會成員都用仁義來處理各種人與人的關(guān)系，封建秩序的穩(wěn)定和天下的統(tǒng)一就有了可靠保證。

　　“仁義”是孟子的道德論的核心思想。孟子所說的“仁義”，是有階級性的，是建筑在封建等級社會的基礎(chǔ)之上的。但是，他反對統(tǒng)治者對庶民的剝削，反對國與國和家與家的戰(zhàn)爭。

　　仁是一個古老的政治思想范疇?！墩f文》解釋仁字：“仁親也。從人二。”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它的含義也不斷有所衍變?？鬃诱撊?，則給予了更多的充實和發(fā)揮。仁是孔子最高的道德理想：孔子在多種意義上運用仁的概念，反映了孔子學說的理論上還不夠完整而嚴謹。

　　孟子也最重仁。孟子對于孔子仁的思想的發(fā)展，特別表現(xiàn)在孟子以性善論為基礎(chǔ)，提出由此而生仁義禮智四德，其中心點是為仁。還進一步論述仁義禮智四者的關(guān)系，第二，在關(guān)于仁的倫理思想的基礎(chǔ)上，孟子提出了仁政的學說。孟子以仁作為施政的出發(fā)點，要求統(tǒng)治者“施仁政于民(《梁惠王》上)，還具體地提出了在經(jīng)濟、政治等方面的具體的仁政措施。

　　孟子提出了性善論的思想。他認為，盡管各個社會成員之間有分工的不同和階級的差別，但是他們的人性卻是同一的。他說：“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于人而疑之?圣人與我同類者。”這里，孟子把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擺在平等的地位，探討他們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這種探討適應于當時奴隸解放和社會變革的歷史潮流，標志著人類認識的深化，對倫理思想的發(fā)展是一個巨大的推進。

　　法先王

　　法先王就是以先王的道德標準為規(guī)范。推崇堯舜之道。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法后王就是以后世君王的做法為規(guī)范，比較講究實際，不泥古。荀子雖然也是儒家代表人物，但它具有一定的法家思想。在這一點上，比孔孟進步。荀子所謂的“后王”既不同于其所謂“先王”，也異于孟子所謂的“先王”，學術(shù)界一般把荀子的歷史思想概括為“法后王”，使之與孟子的“法先王”相對立。其實，荀子在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上，不僅“法后王”，而且也“法先王”，是后王先王并法重者。 “先王”觀念的形成以歷史人物為摹本，凝聚了歷史人物的一切智慧和才能，不是在現(xiàn)實層次上而是在理想層次上進行的，這是理解荀子先王特點的關(guān)鍵所在。 荀子所謂“后王”，是對當時理想人君的理想化描述，在“后王”身上，凝聚了新時代發(fā)展的一切要求，“后王”成為禮法、王霸、義利……等品質(zhì)的表征，荀子的“后王”與“先王”一樣，也是在理想層次上而非現(xiàn)實層次上來表述的。 與先王相比，荀子更注重“后王”所表征的價值和意義，荀子汲取先秦諸子的合理成分，適應了社會形勢的發(fā)展，提出了義利并重，王霸兼施，禮法兼尊等一系列主張，較之孔孟儒家，商韓法家，更有利于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而“后王”作為理想人格的化身，正是義利、王霸，禮法等思想的綜合體現(xiàn)，“法后王”象征著歷史的進步，荀子正是通過“法后王”來闡明自己進步的歷史觀。

　　哲學思想

　　孟子哲學思想的最高范疇是天。孟子繼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殘留的人格神的含義，把天想象成為具有道德屬性的精神實體。他說：“誠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誠這個道德概念規(guī)定為天的本質(zhì)屬性，認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觀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體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都是以天這個范疇為基石的。

　　孟子的思想是復雜的，其思想主要以唯物主義的成分居多：《孟子》書中所反映出來的關(guān)于認識論的見解，包含著許多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在《孟子》中有云：“……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指出有許多知能必須經(jīng)歷困難，經(jīng)過挫折、失敗，不斷取得教訓，受到鍛煉，然后才能得之?？陀^世界有其自己的規(guī)律，是人所不能違反的。

　　孟子明確地看到，一切事物發(fā)展和變化有其自己的一定的進程。他在書中講了一個故事作為比喻：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公孫丑》)上)

　　認識論

　　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一環(huán)在于掌握客觀規(guī)律。孟子拿夏禹治水，根據(jù)水勢就下、可導而不可遏的規(guī)律，來說明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都須如此。

　　孟子繼承和發(fā)展了孔子教育方法中的“因材施教”?？隙ㄔ谶M行教育時，必須采取因人而異的多種方法。而且，對孔子的“因材施教”有了發(fā)展。認為教育學生必須要有一定的標準，使學生有一個明確的奮斗目標。孟子所倡導的學習方法和教育方法是中國古代教育學的結(jié)晶，對我們今天的學習和教育仍然有著一定的參考價值。

　　孟子的天道認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間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興衰存亡、富貴窮達，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對于天必須百依百順，“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對立面，否認人的思想是社會存在的反映，認為人生下來就具有與生俱來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此外，孟子還非常重視修養(yǎng)。在心性修養(yǎng)方面，孟子從“性善論”這一根本思想出發(fā)，認為實行“仁政”的最重要的動力，完全仰仗于君子大發(fā)“仁心”。這種“良知”、“良能”，“操之所存，舍之所亡”，貴在一個“養(yǎng)”字。孟子以子思的“思誠之道”為依據(jù)，提出了“盡心”、“知性”、“知天”等觀點，從而形成了一套含有主觀唯心主義成分的思想體系。

　　性善論

　　孟子的主要哲學思想，是他的“性善論”，與荀子的“性惡論”相對(梁啟超認為孟子的“性善論”強調(diào)了教育的可能性，荀子的“性惡論”強調(diào)了教育的必要性)。“性善論”是孟子談人生和談政治的理論根據(jù)，在他的思想體系中是一個中心環(huán)節(jié)。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

　　“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上》)

　　孟子的性善論只說性善，南宋朱熹補充為“人之初，性本善”，明代王陽明繼承并發(fā)展出“良知學說”，當代學者傅佩榮提出“性向善”。

　　孟子以“性善論”作為人們修養(yǎng)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論根據(jù)，認為仁、義、禮、智等倫理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有倫理學意義，同時“性善論”認為通過學習人人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君子，又強調(diào)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義。

　　飲食見解

　　孟子在飲食上提出了較多的見解，多被后人視為經(jīng)典。他從仁愛的角度出發(fā)，說道：“君子之于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后人將“君子遠庖廚”解為不近廚房，并作為孟子賤視烹飪的理論依據(jù)，這是不可取的。

　　所謂“君子遠庖廚”，不過說的是一種不忍殺生的心理狀態(tài)罷了。也就是齊宣王“以羊易牛”的心理，因為他親眼看到了牛即將被殺的樣子而沒有親眼看到羊即將被殺的樣子。“眼不見為凈”，所以君子遠離宰雞殺鴨的廚房。《禮記·玉藻》：選段譯文

　　當時親眼見到了牛而沒有見到羊。君子對于飛禽走獸，見到它們活著，便不忍心見到它們死去;聽到它們哀叫，便不忍心吃它們的肉。所以，君子總是遠離廚房。”

　　《孟子》記載，診斷飲食是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這與儒家自孔子開始對飲食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著作

　　《孟子》一書是孟子的言論匯編，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編寫而成，記錄了孟子的語言、政治觀點(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貴君輕)和政治行動，屬儒家經(jīng)典著作。其學說出發(fā)點為性善論，提出“仁政”、“王道”，主張德治。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自從宋、元、明、清以來，都把它當做家傳戶誦的書。《孟子》是四書中篇幅最大的部頭最重的一本，有三萬五千多字，一直到清末，“四書”一直是科舉必考內(nèi)容。

　　《孟子》有七篇十四卷傳世：《梁惠王》上、下;《公孫丑》上、下;《滕文公》上、下;《離婁》上、下;《萬章》上、下;《告子》上、下;《盡心》上、下。

　　但考諸《孟子》，孟軻所見時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等皆稱謚號，恐非孟子自作時所為也;又記孟子弟子樂正子、公都子、屋盧子皆以“子”稱，也斷非孟子之所為，其編定者極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書大約在戰(zhàn)國中期。

　　《孟子》一書不僅是儒家的重要學術(shù)著作，也是我國古代極富特色的散文專集。其文氣勢充沛，感情洋溢，邏輯嚴密;既滔滔雄辯，又從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與語言，說明了復雜的道理。對后世散文家韓愈，柳宗元，蘇軾等影響很大。

　　《魚我所欲也》出自《孟子·告子上》，作者很可能是孟子。

　　《魚我所欲也》是孟子以他的性善論為依據(jù)，對人的生死觀進行深入討論的一篇代表作。強調(diào)“正義”比“生命”更重要，主張舍生取義。孟子性善，自認為“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人就應該保持善良的本性，加強平時的修養(yǎng)及教育，不做有悖禮儀的事。孟子對這一思想，認為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道德修養(yǎng)的精華，影響深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