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它所留給后人的，絕不是簡簡單單的某個方面的啟發(fā)，相反，辛亥革命留給后人的東西是全方位的，辛亥革命所具有的意義是深遠非凡的。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辛亥革命的意義有哪些，希望你喜歡。

　　辛亥革命的意義

　　第一，辛亥革命給封建專制制度以致命的一擊。它推翻了統(tǒng)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起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推動了歷史的前進。辛亥革命使人民獲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權利，從此，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歷史進程中，無論誰想做皇帝，無論誰想復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對下迅速垮臺。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國主義不得不一再更換他們的在華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夠控制全局的統(tǒng)治工具，再也無力在中國建立比較穩(wěn)定的統(tǒng)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條件。民國建立以后，國內(nèi)實業(yè)集團紛紛成立，開工廠、設銀行成為風氣。民族資本主義的經(jīng)濟力量在短短的幾年內(nèi)就有了顯著的增長，無產(chǎn)階級隊伍也迅速壯大起來。

　　第四，辛亥革命對近代亞洲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產(chǎn)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對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起了推動作用。這一時期，亞洲出現(xiàn)了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

　　資產(chǎn)階級革命或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很難說有完全徹底的。所謂徹底，只能說是基本徹底。自沉階級革命成功的結果足以資本主義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剝削制度代替舊的剝削制度，而剝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舊完全徹底決裂，他們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協(xié)、融合、并存。許多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貴族頭銜，此即革命不徹底的明顯例子。

　　辛亥革命作為中國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雖然沒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務，其成就遠遜于西歐、北美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但在徹底鏟除封建帝制這一點上，遠勝于包括法國在內(nèi)的歐洲各國。辛亥革命一聲炮響，不僅趕跑了清朝皇帝，還是中國綿延兩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從此永絕。從民元到民六，其間雖經(jīng)袁世凱帝制自為、張勛復辟，但只不過是兩場短暫的鬧劇，并沒有使民國中斷，更沒有像法蘭西那樣出現(xiàn)兩次帝國、三次共和國的波折。所以說，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

　　辛亥革命與保路運動的關系

　　辛亥革命保路運動是相互聯(lián)系的。保路運動爆發(fā)后，保路同志會內(nèi)部分成兩派，一派是溫和的立憲派，主張以和平方式向清政府抗議，給清政府施加壓力，以此讓清政府收回鐵路國有的決定。

　　一派是革命派，革命派都是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這些人聯(lián)絡四川當?shù)氐母缋蠒?，準備舉行武裝起義。清政府在看到四川的保路運動后，派以血腥出名的趙爾豐擔任四川總督。趙爾豐上任后，誘捕了保路同志會的幾個頭目，這激起了保路同志會更大的反抗。

　　保路同志會中的革命派決定武裝反抗趙爾豐，他們聯(lián)絡四川各縣城中的會黨勢力，襲擊當?shù)氐墓俑?。清政府接到趙爾豐的告急后，調(diào)派武昌新軍入川平叛。端方帶領武昌新軍離開湖北后，湖北全省空虛。

　　武昌的革命黨趁機起義，爆發(fā)了武昌起義。武昌起義爆發(fā)后，全國各地的革命黨相繼發(fā)動起義，這些大大小小的起義組成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爆發(fā)后，清朝的領土只剩下直隸省和東北三省。

　　四川的革命黨起義后，趙爾豐被抓捕，四川軍政府判處趙爾豐槍決，保路運動至此結束。保路運動是反抗清政府出賣鐵路，辛亥革命是反抗清政府出賣國家，兩者有著共同之處。保路運動的范圍波及四個省份，為辛亥革命的爆發(fā)創(chuàng)造了群眾基礎。辛亥革命保路運動的擴大化，最終推翻了腐朽黑暗的清王朝。

　　辛亥革命滿人的死亡人數(shù)

　　起義爆發(fā)后，測繪學堂的革命學生試圖殺死他們的旗籍同學松景，后被人所阻止，而阻止的原因竟然是怕血腥殺戮會嚇走學生，令其不敢出去革命。據(jù)第三十標的革命士兵魯祖軫回憶，當時他們所在標(標相當于團)的各棚都有一兩名旗籍清兵，革命前已分配同志負責解決，起義時他和另一位革命士兵劉秉鈞負責結果一名叫雙璧的旗兵，但當他緊跟在雙璧的后面，待機動手時，“我棚正目陳佐黃見我遲慢，即高舉槍托猛擊雙璧頭頂，原期結果性命，不料槍托稍偏左，雙璧順勢滾下樓梯，一溜煙向第一營旗兵營跑去”。

　　武昌原本不是八旗駐防地，但隨著清末新政的鋪開，一些滿人(主要是荊州八旗)因為各種原因而移居到這個省會城市。從1904年起，在湖廣總督及荊州的安排下，荊州旗兵被輪派到湖北新軍中受訓(十名中有一名是旗兵)，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鎮(zhèn)第三十步兵標(團)，其中第一營中的兩個隊(每營共四隊，每隊大概150人)和第二、三營的各一個隊，大概一個營的兵力為旗兵構成，他們的統(tǒng)領也是滿人。第三十一標也有一個隊的旗兵，另外大概還有四分之一(大概250人)的旗兵分布在其他部隊或軍事學堂。盡管這些人在當晚的起義中沒有抵抗(或來不及抵抗)，但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都被殺害了。武昌城里，四大滿姓家族(扎、包、鐵、布)均被殺害，八旗會館也被完全摧毀。第二天的早上，當十八星旗飄揚在原總督衙門時，滿人們的尸體也堆滿了鄰近的街道。

　　據(jù)武昌起義者的回憶，“革命黨人只要是捉到旗兵，不是就地殺掉，就是送到革命軍政府槍斃，很少幸存下來的。有的旗兵被捉后，至死不講話。越是不講話反而越是證明是旗兵。直到首義成功三天之后，軍政府下了命令，捕殺才停止”;“首義后兩天，還有不少的旗兵四處竄擾，間或也有少數(shù)人趁火打劫，同學蕭杰臣、劉邦欽、傅人俊、王兆鴻等，聯(lián)合部隊在長街劉天保對面某住宅內(nèi)，拿獲槍械齊全的旗兵十余人，當即槍決。江學行、李春山等亦隨蔡等出營，沿途消滅旗籍兵士甚多”。

　　毋庸諱言，革命總是伴隨著血腥、殺戮與混亂的，即便是號稱“和平的、代價很小”的辛亥革命，其在革命的進行過程中，同樣存在著一些并不是那么值得頌揚的東西。武昌起義的領導者之一熊秉坤曾回憶說，12日的反滿暴力達到了頂峰，那天的殺戮是如此的駭人聽聞，以至于一百多名紳商聯(lián)合起來，一致要求湖北軍政府阻止其士兵進入民宅搜索滿人，但軍政府卻以軍事需要為借口而拒絕了，直到漢口的11名外國領事出面干涉后，軍政府才于13日下令停止這種殺戮。盡管他們心里并不愿意，但出于外交上的考慮，列強在這場革命中保持中立是非常重要的。

　　一名路透社的記者于14日來到武昌，他“發(fā)現(xiàn)到處都是滿人尸體”，他估計有八百人被殺。一名軍政府的代表則在巡視武昌后估計有四五百名滿人在起義后的前三天被殺，由于擔心傳染疾病，受害者的尸體都被掩埋了。革命者曹亞伯則聲稱，有四百名“滿人士兵”被殺，另有三百名被關押在監(jiān)獄，大約一百名在1912年春天被釋放，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其中有七名旗兵因為過早的釋放而在回荊州的途中被殺害。美國歷史學家周錫瑞認為，對武昌的滿人來說，“那差不多就是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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