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都有它的兩面性，尤其是意義特別重大的戰(zhàn)爭。我們不能全盤肯定它的一切，也不能完全否認它的功績，辛亥革命正是這樣一場戰(zhàn)爭。它有成功的一面，很明顯，也有失敗的一面。以下是學(xué)習(xí)啦小編為你精心整理的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失敗介紹，希望你喜歡。

　　關(guān)于辛亥革命的成功

　　1、它推翻了封建專制。它掃除了封建社會的最嚴重的桎梏——封建帝制，不僅如此，如清朝專制政府相聯(lián)系的一些陳舊體制、封建陋習(xí)，如等級制度、官場禮儀、尊卑身份以至纏腳、蓄辮、服飾等遭到了重大打擊。人們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了一次解放，社會風(fēng)氣日新、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所以列寧熱情地謳歌辛亥革命是“真誠的民主主義的高漲”。

　　2、辛亥革命解放了生產(chǎn)力。辛亥革命畢竟空前打擊了封建統(tǒng)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資產(chǎn)階級的政治和社會地位。辛亥革命后，資產(chǎn)階級第一次參與國家政權(quán)，通過立法為自己的發(fā)展開辟道路。各種實業(yè)團體如雨后春筍涌現(xiàn)，中國出現(xiàn)了振興實業(yè)、提倡國貨熱潮。

　　3、辛亥革命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黃金時期到來。據(jù)嚴中平《中國近代經(jīng)濟史統(tǒng)計資料》證明，從1912—1919年，中國新建廠礦企業(yè)達470多家，投資近1億元，加上原有擴建新增資本達13億元以上，相當(dāng)于革命前50年的投資總額，中國工廠使用的蒸汽動力，1913年為43448馬力，1918年為82750馬力，約增加1倍。

　　4、辛亥革命后社會意識發(fā)生巨大變化。是辛亥革命剪掉了中國男人引以為恥辱的小辮，又解放了婦女的一雙小腳，也就幫助婦女沖破三從四德束縛和相夫教子的家庭樊籬，走出閨房，奔向社會，為國家為民族為自己的信仰去奮斗，去犧牲。沒有辛亥革命的成功，就不會有民主、平等意識在國民心中的扎根，就沒有此后新文化運動到來。至于洪憲帝制，張勛復(fù)辟無一不是被共和制的威力迅速粉碎，這本身就說明了辛亥革命的成功所在。

　　關(guān)于辛亥革命的失敗

　　1、沒有改變中國近代的社會性質(zhì)，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使命依然遺留下來。

　　2、新生的民國政權(quán)旁落他人，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竊取。

　　3、民國初年社會黑暗，民不聊生。人們哀嘆“無量英雄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連孫中山先生自己也承認“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國之情況不但無進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勢。軍閥之專橫，列強之侵蝕，日益加厲，令中國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獄”。這里孫中山甚至認為辛亥革命后的情形還不如清朝。因為清朝至少表面上是統(tǒng)一的，“中華民國”就連這點表面的統(tǒng)一都沒有了，它完全按照帝國主義劃定的勢力范圍分裂成了軍閥統(tǒng)治各自為政的地區(qū)。在中國這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條件下，是不可能建立獨立的資產(chǎn)階級共和國的。

　　香港總督不支持辛亥革命的原因

　　這位英國女王派遣的第12任港督，對中國的政治局勢甚為關(guān)注，在1909年所撰的《港督話神州》一書中，他把古老的中國比作“沉睡的東方巨人”，預(yù)言“中國一定會成為世界事務(wù)中一個有影響力的因素”。

　　然而，當(dāng)立志推翻其清政府的同盟會成員來香港募捐時，卻遭到這位香港總督的極力排斥，他嚴格限制香港同胞捐款支持辛亥革命，下令港府驅(qū)逐孫中山出境。

　　這位看好中國“獅吼”的總督，何以不為神州的巨變做些什么，甚至還幫著中國腐敗政府開倒車呢?

　　這就首先弄清他來到中國的使命。

　　在被大英帝國征服的國家，總督獨攬軍政大權(quán)，擁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儼然當(dāng)?shù)?ldquo;太上皇”。地位“僅次于上帝”。所有議案或法案最終需要得到他同意并簽署才可通過?？偠皆谒凶h案上也有“最終否決權(quán)”。

　　即便從21世紀的角度觀察，英法憲政也并無落伍之處，甚至一直充當(dāng)政治文明的主流正宗，然而，20世紀之前，英國本土與大英帝國卻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實體——

　　帝國僅僅是英國贏利的機器，英國人對帝國臣民沒有關(guān)愛，自然沒有道德和政治責(zé)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亞當(dāng)?斯密(英國思想家、《國富論》作者)所說的同情和憐憫。

　　總督是英國女王的代理人，必須按女王意愿行事。雖然是從“自由國家”派出的大員，但是他們在當(dāng)?shù)氐闹饕蝿?wù)，是最大程度地為本國攫取利益。

　　英國對征服地治理上，強化了“二分法”、“等級制”。 “二分法”使總督高高在上，成為主宰一切的“狼王”，“等級制”把征服地的人民變成“羊群”。從征服之日起, 帝國僅僅是英國贏利的機器，英國人對帝國臣民沒有關(guān)愛，自然沒有道德和政治責(zé)任，除了利益就只剩下亞當(dāng)?斯密(英國思想家、《國富論》作者)所說的同情和憐憫。

　　英國總督在香港如是，在印度亦如是。這種總督制雖然“主權(quán)意識”濃厚，但在治理上，強化了“二分法”、“等級制”。這些總督對征服地并不推行民主政治，而是實行另外“本土化”的政治管理，香港印度的總督由英王派，不由內(nèi)閣派。

　　基于此，總督必然秉承英國皇室的意旨，忠實執(zhí)行英國政府的政策，為英格蘭攫取巨大的利益。譬如統(tǒng)治香港的28個港督，盡管在各人經(jīng)歷、作風(fēng)、民望、功過有所不同，但在維護殖民統(tǒng)治、謀取政治利益卻具有共性。

　　大英帝國被稱為“壟斷帝國”。為了讓“壟斷”天長地久，顯然“弱皇帝弱中國”才更符合于女王及其總督的胃口。他們不希望出現(xiàn)一個共和的大中國，而是希望中國一直不要醒過來。

　　所以就不難理解，20世紀初葉，卜力這些港督們對于中國革命的態(tài)度，不是支持力挺，而是配合清政府阻止中國民主和民族革命。雖然他們也看那清朝幫腐朽權(quán)貴不順眼，但為了利益，還是站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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