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大運河與萬里長城一樣,被列為世界最宏偉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guī)模最大、線路最長的人工大運河。大運河都經過哪些省和市呢?接下來就和學習啦小編一起來了解一下關于大運河都經過哪些省和市，歡迎閱讀!

　　大運河都經過哪些省和市

　　京杭大運河流經北京市通州區(qū)，天津市武清區(qū)，河北省廊坊市、滄州市、衡水市、邢臺市，山東省德州市、臨清市、聊城市、濟寧市、滕州市、微山縣，江蘇省徐州市、宿遷市、淮安市、揚州市、鎮(zhèn)江市、常州市、無錫市、蘇州市，浙江省嘉興市、湖州市、杭州市20個市區(qū)。

　　中文名稱：京杭大運河

　　別名：京杭運河

　　所屬地區(qū)：北京、天津、山東、江蘇、浙江

　　地理位置：中國東部

　　主要港口：天津港、臨清港、濟寧港、滕州港

　　主要港口：徐州港、揚州港、鎮(zhèn)江港、杭州港

　　大運河的主要河道

　　通濟渠

　　早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經開鑿了鴻溝，又名蒗宕渠(即浪蕩渠)，亦曰汴渠。漢魏時期又開鑿了陽渠、疏浚整修了汴渠。大業(yè)元年(605年)，隋煬帝征發(fā)“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后百余萬”開通濟渠。隋朝通濟渠是將汴渠、陽渠疏浚而成的。汴渠(蒗宕渠)是通濟渠的主要渠身。通濟渠自洛陽西苑引谷、洛二水繞道今洛陽城南及城東，經偃師縣和鞏縣之洛口而入于黃河，此段河道是舊有的陽渠道。通濟渠的上段是疏浚東漢所開鑿的陽渠故道而通到黃河的，然后再沿黃河的自然河道至板渚引黃河水入汴渠而達于淮。

　　邗溝

　　春秋時期，吳王夫差下令開鑿了連通長江和淮河之間的運河。因途經邗城，故得名“邗溝”。吳邗溝自今揚州市東南邊的古邗城之下起，城下掘深溝，引長江水北流，運河向北穿行于武廣湖(今武安湖)和陸陽湖(今洋湖)之間，東北入博芝湖，繼而入射陽湖，最后由射陽湖入今淮安東北五里的北神堰合淮水。

　　邗溝溝通了長江、淮河兩大河流，成為隋唐大運河最早修建的一段。東漢順帝時期，陳敏修理邗溝，另開新道，由江都經樊良湖改道津湖，再由津湖直接由末口入淮，避免了射陽湖的風濤之險，給漕運帶來了很大的便利。

　　大業(yè)元年(605年)隋煬帝所開邗溝(山陽瀆)，正是利用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邗溝疏浚而成的。

　　永濟渠

　　大業(yè)四年(608)，隋煬帝詔發(fā)河北諸郡男女百余萬修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永濟渠也是利用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運河河道與自然水道疏浚而成的。自今河南武涉至汲縣一段，用沁水、清水(即衛(wèi)河)疏浚而成;自汲縣至館陶一段，基本上是利用曹操遏淇水入黃河古道白溝而成;在館陶與滄州一段，是部分地利用了漢代屯氏河和西漢大河故瀆而成;滄州至涿郡，又部分地利用漳水，至獨流口則與漳水別而另辟新道，與漯水相接，經漯水到達涿郡。

　　江南運河

　　江南運河的開鑿歷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時代，吳國開通了從今江蘇到長江的運河，從蘇州的北門起，向西北穿過漕湖，經太伯瀆與江南運河而上，再經陽湖北行，入古芙蓉湖，然后由利港入于長江，以達于揚州;秦朝開鑿丹徒曲阿，開鑿了從今鎮(zhèn)江至丹陽的運河。 也就是《南齊書》卷十四《州郡志》所說的“丹徒水道入通吳、會”。丹徒水道正是江南運河所經路線。江南運河在秦始皇時已經初具規(guī)模。西漢武帝時，在吳江南北沼澤地帶開河，南接杭嘉運河，基本上接通了蘇州至嘉興的運道;六朝建都南京，又修整、開鑿了運河和堰埭。東晉初年，因鎮(zhèn)江附近運河水淺，還修筑了丁卯埭平水堰，以平衡水位 為避長江風濤之險，孫吳開鑿了破崗瀆。至蕭梁，破崗瀆廢，另“開上容瀆，在句容縣東南五里，頂上分流，一源東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瀆西流入江寧(今南京)秦淮。” 陳時，又修破崗瀆。隋代的江南運河，只是在六朝以來所開鑿的江南運河的基礎上加以疏浚而成的。

　　大業(yè)六年(610年)，隋煬帝下令開江南江南運河(即江南河)，從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長八百余里，廣十余丈。隋煬帝所開的江南運河是將之前王朝開鑿留下的運河河道加以疏浚而成的。

　　大運河的意義價值

　　大運河充當中國漕運的重要通道歷時1200多年。清代中葉后，山東北運河淤塞。道光五年(1825年)江南糧米便改由海運至天津，再轉北京。1911年津浦鐵路通車，大運河就逐漸湮廢。到1949年前山東境內河段和中運河已不能通航。里運河水位不穩(wěn)，時常決堤成災。1949年后對里運河進行了全面整治，興建船閘和節(jié)制閘，并開辟新河道使河湖分開。在里運河的南段開辟瓦鋪至六圩港間的入江新航道，縮短了與江南運河間的航程。中運河也經過拓浚和改建。為便利徐州煤炭南運，沿微山湖西側辟了新航道。江南運河原由鎮(zhèn)江市區(qū)入江，由于河道狹窄淤淺，已改由諫壁口入江，在諫壁建有大型船閘控制水位。京杭大運河作為南北的交通大動脈，歷史上曾起過“半天下之財賦，悉由此路而進”的巨大作用。運河的通航，促進了沿岸城市的迅速發(fā)展。

　　政治

　　在大運河成為漕運的主體水道之后，漕運借助大運河溝通南北的便捷條件，將漕糧轉運到全國大部分地區(qū)，成為王朝調劑物資、制衡社會的有力手段。尤其是在明清兩代，漕運的社會歷史作用得到了充分的發(fā)揮。[74]

　　漕運始終是維系歷代中央政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質基礎。特別是古代社會經濟重心南移后，出現(xiàn)了政治、軍事重心與經濟重心分離的狀況，漕運對于各王朝的政治、軍事意義更加突出。朝廷年復一年地進行著南糧北運，漕糧幾乎供應京城所有居住人員的日常食糧，并極大地支撐著整個中央政府機關的正常運轉。與此同時，漕糧成為支撐王朝軍事體系的重要物質力量，歷代分布各地的龐大地方駐軍、漫長邊境線上的防御與進攻、四方征討的各種戰(zhàn)事，許多都是以漕運作為強大物質后盾的。宋人張方平曾說：“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張方平：《樂全集》卷23《論京師儲軍事》，四庫全書珍本初集，商務印書館)

　　經濟

　　漕糧征派的重點地區(qū)，多為農業(yè)生產的發(fā)達之區(qū);而應漕運之需所進行的水利開發(fā)，在一些地區(qū)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yè)水利的發(fā)展。漕運對于商業(yè)經濟的促動作用尤其突出。漕運極大地促進了商品流通，唐宋以降，漕運中出現(xiàn)附載私貨的現(xiàn)象，到了明清時期，朝廷開始認同這一現(xiàn)象，并制定相關政策予以規(guī)范。尤其是清代，對于漕運人員附載“土宜”的數(shù)量限制不斷放寬，如康熙年間，準許每只漕船附帶“土宜”60石，雍正年間，在此基礎上加增40石，一年之后，又進一步加增，至每只漕船準許附帶“土宜”126石。回空船只捎帶北方貨物的現(xiàn)象也十分普遍。大運河上年復一年的大規(guī)模漕運活動，有力地促進了南北的商品流通。[74]

　　漕運對城鎮(zhèn)盛衰的影響最為明顯，尤其是運河沿線的城鎮(zhèn)。一方面，隨著運河的開通和運輸條件的不斷改善，一大批城鎮(zhèn)隨之興起;另一方面，運河漕運的日趨頻繁，以及它所帶來的大量商品和貿易機會，極大地吸引了各地商人小販及其他各類“趁食”者的匯集，運河沿線城鎮(zhèn)的繁榮也成為自然的事情。明清時期，運河沿線的臨清、濟寧、淮安、揚州等，雖然不能說完全是因為漕運而興盛，但漕運的北上南下，以及它所促成的貿易機會，一定是這些城鎮(zhèn)繁盛的主要原因。漕運帶來的交通便利與商品流動，城鎮(zhèn)的日趨興盛，促成了運河沿岸市場網絡的形成。運河一線城鎮(zhèn)的興衰，多與運河的流暢與否、漕運的正常與否緊密關聯(lián)。漕運盛，則運河旺，運河城鎮(zhèn)也隨之興旺發(fā)達。近代以后，運河漕運逐漸衰敗，運河運輸功能日弱，運河沿岸城鎮(zhèn)隨之衰落。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漕運、運河、城鎮(zhèn)之間的依存關系。

　　社會

　　隨著制度的完善和規(guī)模的擴大，漕運逐漸突破其早期以政治功能為主體的窠臼，發(fā)揮著越來越廣泛的社會功能，成為維護王朝穩(wěn)定和制衡社會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古代社會中后期，統(tǒng)治者熟練而頻繁地利用漕運進行社會制衡與調控，消弭諸如重賦、災禍以及物價波動等造成的社會不安定因素。其突出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糴與糶，一是賑濟災荒。唐宋時期，和糴已發(fā)展成為一種完善的制度，主要用以調節(jié)各地區(qū)由于豐歉等造成的收入、上供及糧食市場價格的不平衡。其中，宋代和糴完全是通過漕糧來實施的。明清兩代王朝，著力于漕糧在平糶方面的運用，成效突出。與唐宋不同的是，明清時期的平糶，主要是為了緩解糧食生產、災害等因素對市場造成的沖擊，完全是從調節(jié)市場、平抑物價出發(fā)。運用漕糧賑濟災荒，自秦漢始就已不乏成功案例。迄至明清，已成為朝廷的一項慣常舉措。

　　大運河漕運畢竟是專制集權政治的產物，具有這種體制中的諸多劣根性;更為重要的是，漕運也是封建王朝攫取天下財富的手段之一，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因此，當中國步入近代社會后，漕運便在社會的巨變中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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