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妙惟肖的愛情》中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態(tài)

　　摘要：本文以知識分子精神生態(tài)為研究重點，闡釋了小說文本中知識分子精神的萎縮、價值的貶損，分析了造成知識分子病態(tài)靈魂的歷史文化語境，指出了知識分子惡質化及被社會邊緣化的社會現實，肯定了小說創(chuàng)作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知識分子 精神生態(tài) 精神 價值 社會

　　《惟妙惟肖的愛情》是方方的一部中篇小說，小說以大學教授禾呈一家兩代人的生活經歷為主線揭示了市場經濟大潮沖擊下的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突出了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內心困惑和文化焦慮。小說文本聚焦“知識分子”，寫出了生活在當下的知識分子的行為模式、人格心態(tài)，詮釋了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態(tài)，并進一步拷問了催生知識分子病態(tài)靈魂的社會與時代，具有強烈的現實性與批判性。

　　一、精神的萎縮

　　雅斯貝爾斯說過：“人就是精神，而人之為人的處境，就是一種精神的處境。”知識分子是社會一種特殊的群體，一種與文化最具親緣關系的群體，不管是傳統知識分子還是現代知識分子，他們的精神處境具有明顯的共性特質。“傳統知識分子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原生形態(tài)，就像一個人的童年性格決定了其一生的命運一樣，傳統知識分子也為知識分子帶來了自由、敏感、富于正義感和社會批判勇氣的精神氣質。這些都是知識分子家族的共同徽章。這樣的氣質在任何社會中都是一面高高飄揚的旗幟。”但是這些寶貴的精神氣質在方方筆下的人物身上卻呈現萎縮的狀況。

　　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主要體現為其具有獨立人格及批判精神?！段┟钗┬さ膼矍椤分械闹魅斯坛手饕裉刭|是“順從”。禾呈的順從來源于長期生活在體制中承襲來的對權利的畏懼心理?！啊敝械暮坛拭鎸?ldquo;教授”自盡，“先生”放牛，批判“老婆”，毆打“老師”的情形，嚇得頭皮發(fā)麻，日夜擔心，幾次提出要把門窗改向;當聽說表姐成為什么公司的總經理，連手足都不曉得該往何處放;勸阻惟肖不要辭職時他說：“領導不準假怎么辦”“領導會不高興的”;接到校長的電話聲音發(fā)抖，他首先想到的是他哪里出了問題。這些行為及心理充分反映了禾呈這一代知識分子長期處在政治的壓力之下，過多依附政治權利，依附政治意識形態(tài)，最后失去了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變得順從而隨遇而安。文本中這樣描寫禾呈的心態(tài)：“如果有世道的拳頭朝他伸去，他所做的只是退縮，拳頭伸多遠，他便退多遠，一直退到他認為拳頭夠不著的地方。他的幸運在于退到了墻角，拳頭就果然沒有再揮過來。這樣，他便安然地呆在這個角落里。平靜地看書，間或做做學問。那樣的時候，倒也并非學問還需要他，而是他需要學問。”“凡是處于專制統治下，又無力直接向權利反抗的，通常都會退回到內心，在抽象的形而上或歷史的層面，追求超越的自由。”禾呈是研究魏晉南北朝歷史的，魏晉時期是一個知識分子思想與人格塑造的重要的時代。魏晉的總體精神就是，“在哲學思想上，崇無輕有;社會思想上，重個人輕社會;政治思想上，重道統(知識分子的良知)，輕勢統(封建的統治);人生態(tài)度上，重審美輕功利。”禾呈面對現實會茫然失措，因為它距離自己的理想現實差距甚遠，而把自己從諸多的想不通、不理解中解脫出來的最好辦法，就是走近魏晉的歷史，用陶淵明的“我醉欲眠君且去”的方式使自己得以凈心。其實“躲進小樓成一統”的獨善其身也未嘗不是一種反抗，但不能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也是一種悲哀，由此我們看到知識分子直面社會的勇氣及批判力量在萎縮。

　　缺少人文情感是大學教授禾呈與他的博士兒子惟妙的共性。主要體現兩代讀書人的“愛情”上，小說文本中“愛情”具有明顯的反諷意味。父親禾呈的愛情是被動的、平庸的。他雖然知道老婆是被其繼父多次奸污不得已追求自己，但還是接受了這個事實。因為他沒有膽量和能力去追求別的女人。惟妙的第一個戀愛對象馬小珍投向弟弟惟肖的懷抱，他也只是淡然。后來娶妻的目的也只是為幫助她留城而已，老婆因為前男友——一個房地產開發(fā)商與他離婚，惟妙也平靜而爽快的接受了。嫁與娶都不是因為愛情。對待愛情，沒有憧憬，沒有浪漫，只有順其自然。這也許是對世事洞察后的一種超脫，但是未免有些殘酷與自私。

　　同樣研究魏晉南北朝歷史的惟妙一直說，知識分子的歷史就是一部倒退史。我們在文本中所塑造的知識分子身上，看到了自由精神、批判精神及人文精神的萎縮。這種萎縮對知識分子本身來講是一種悲劇，對社會與時代來講更是悲劇。

　　二、價值的貶損

　　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說過，“就知識分子而言，迫害比漠視更好受”。文本用了兩組對比闡釋了知識分子價值的貶損。禾呈與表姐雪青的對比，惟妙惟肖兩兄弟的對比。禾呈被年輕人認為“書呆子”，被表姐譏諷“活在歷史里頭”，被老婆和惟肖認為讀書讀傻了。他似乎永遠不能順應時代的變化。適應市場經濟，表姐開了公司，賺了錢，甚至出了好幾本書，而他靠老婆賣了電冰箱、錄音機籌錢出版《魏晉風云》一書，只能堆在陰暗潮濕的屋角里爬滿了鼻涕蟲。他想不通為什么大學校門都沒進過的表姐被學校邀請當特聘教授兼博士生導師，而滿腹經綸的他卻被表姐嘲諷被校長輕賤。于是他認為自己斯文掃地，斯文甚至被扔進了糞坑。知識分子的自信與自豪感蕩然無存。自認為是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們，慢慢失去了其在社會與家庭中的地位。由此我們看到了知識分子的價值被社會與時代無情地否定了。

　　最具有現實意義的是惟妙惟肖兩兄弟的現實遭遇的對比。惟妙考入大學，子承父業(yè)，學的是歷史。讀到博士這一檔，踏踏實實教書，認認真真的思考，波瀾不驚地過著守著貧窮談富有的日子。惟肖高中畢業(yè)參加工作，后來辭職在表姑的公司由辦公室主任、銷售部經理，做到公司執(zhí)行總裁。他穿名牌，吸洋煙，分的新房子比教授的房子還要大，他買了汽車，住進別墅，帶著家人出國旅游，是他給家人帶來了更多的實惠。歷史博士惟妙發(fā)現自己的輔導課聽課者只有三人。而弟弟惟肖的一場發(fā)財史演講卻人滿為患，氣氛沸騰。甚至在婚姻與愛情上弟弟惟肖都比哥哥惟妙主動成功。春風得意的惟肖散著步就成為生活美景中人，而自命清高的惟妙在惟肖面前卻變得謙卑起來，于是在說不清的日常生活雜碎中，“讀書永樂派”如此無力，而“讀書臭屁派”卻游刃有余。

　　表姐雪青說：“這個時代根本不是讓老實人好好活下去的時代，所以人不能跟時代擰著干，要跟他合作，要順著它的水流走。時代可能改變不了你，但它能淘汰你賤看你無視你。”禾呈也發(fā)現，這個時代里人們尊重的人是表姐雪青，輕視的卻是自以為有崇高地位的自己。知識分子被社會拋棄了，這個時代是屬于表姐雪青和惟肖的時代，他們才是這個時代游得最自如的魚。書生是給歷史做記錄和總結的，書生還要給社會樹一個榜樣。可是社會不需要榜樣了，因此知識分子具有精英意識的宏大敘事失去了意義。“大眾為一種自發(fā)的經濟興趣所左右，追求著官能的滿足，拒絕了知識分子的‘諄諄教誨’，下課的鐘聲已經敲響，知識分子的‘導師’身份已經自行消解。”在強烈的市場沖擊下，知識分子群體被無情的邊緣化了。盡管他們發(fā)出了“無知者無畏，無畏者無識，無識者無信，無信者無德”這樣充滿智慧的慨嘆，盡管他們依舊堅守知識分子固有的節(jié)操、良知、正義，但也只能用“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排解內心的矛盾與苦悶。

　　三、社會的惡質化

　　學者魯樞元認為：精神生態(tài)學是“研究作為精神性存在主體(主要是人)與其生存的環(huán)境(包括自然環(huán)境、社會環(huán)境、文化環(huán)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研究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態(tài)離不開他們生存的歷史文化語境?！段┟钗┬さ膼矍椤防锿ㄟ^對禾呈與惟妙任教的大學及讓雪青們、惟肖們如魚得水的社會的描摹，指斥社會的庸俗化、惡質化。

　　大學就是一個小社會。它曾經是神圣的象牙塔，是培養(yǎng)社會精英的地方?？扇缃竦拇髮W在方方的筆下卻是這樣的：大學生喜歡聽老師講艷情八卦、世俗段子，喜歡聽內部新聞與發(fā)財史;年輕的教授以追求個性為理由上課爆粗口，并且還無恥地說“我們不是活在一個骯臟的時代嗎?加我一個，也干凈不了。讓他臟透了，或許會有人想起來打掃”。毫無社會責任感及道德底線;校長、院長們熱衷于攀附權貴，向金錢屈服，與惡俗結緣;文憑可以用錢來買，靠投機發(fā)財的商人可以作特聘教授，知識分子的學術尊嚴及大學精神已不復存在?，F代意義的知識分子是指那些“以獨立的身份、借助知識和精神的力量，對社會表現出強烈的公共關懷，體現出一種公共良知、有社會參與意識的一群文化人。”[7]很顯然，生活在體制內，喪失獨立人格，缺少社會良知，沒有責任感與擔當的所謂精英們已經不能擔當得起知識分子這個稱謂了。而膜拜金錢與權利，推崇消費與享受的社會也讓知識分子走向邊緣。弗蘭克·富里迪認為，知識分子異化來自內外兩個維度：一方面是知識分子形象的自我貶損，喪失批判立場，主動退出歷史舞臺，成為特定人群利益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則是被社會拋棄，在日常生活中失去固有的中心地位，日益被邊緣化。知識分子精神生態(tài)的惡質化有其自身的原因，也與社會的惡質化有關。在談及該小說寫作初衷時方方談到，知識分子以及公認的社會精英，進入了惡質化系列，這個時代是不適合知識分子生存的時代，為此她唯有一聲長嘆。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定數，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宿命，時代和人，他們彼此相互欣賞，不就夠了?”這是表姐雪青的哲學，也是喪失社會良知與責任的哲學。但是方方卻以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寫出了狂飆突進的社會發(fā)展中知識分子的困惑、迷失與沉淪，把批判的目標對準知識分子及拋棄他們的惡質化的時代與社會。把傷口撕開給人看，雖然沒有開出藥方，卻以接近生活本質的深度，引起療救者的注意，這是一位作家的公共良知和社會參與意識。“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度殘春。”這是一種無奈，但是在無奈中我們也看到了禾呈與惟妙們對知識分子的良知與道德底線的堅守。只要這些知識分子品性中良好的因子還在，就一定有重塑的希望。在無奈中尋求出路是人類永恒的命題，也是文學的價值觀。對于生活在當下的知識分子來說，如何在現代性的普遍意義上建構知識分子的特殊性，重建知識與人格的立足點，值得我們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