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在文學文本中，相似的事件、場景、人物、意象、經(jīng)驗和感覺重復出現(xiàn)，構成了文本創(chuàng)作和閱讀體驗的基礎。任何事實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巨大的事件網(wǎng)絡和鏈條中；任何意義也都不能孤立存在，必須依賴共生的語境和意義。只能用意義解釋意義，而文本也只有通過參照文本才能獲得意義。在互文中，既不存在意義的中心，也不存在一個超然的觀察點?；ノ男岳碚摽梢员苊鈴膯我灰暯腔蚓暥热ス铝⒌貙Υ谋荆魏卧噲D分析或解釋文本的人，都必須參與文本的互動。
　　論文關鍵詞：互文性；文學批評；意義網(wǎng)絡；價值
　　一、互文性的背景
　　互文性，又稱文本間性，是指其他文本或知識對當前文本意義的塑造。在文學理論中，互文性意指通過歸因發(fā)現(xiàn)某一文本(或意義)是從其他文本(或意義)中析取或據(jù)以建構的。它著眼于特定文本(或意義)與其他文本(或意義)的聯(lián)系?；ノ男允菑V泛存在的，并非單指文本之間的關系而言，歷史的、社會的條件同樣是改變與影響文學實踐的重要因素，讀者先前的閱讀經(jīng)歷、知識儲備和在文化環(huán)境中所處的地位也可以形成至關緊要的互文性。
　　互文性作為術語是20世紀60年代后期由法國學者朱麗婭·克里斯蒂瓦提出的。朱麗婭·克里斯蒂瓦在她的論文《巴赫金：詞語、對話、小說》中試圖打破關于文本由作者所規(guī)定的傳統(tǒng)觀念，認為文本是它對其他文本、對語言結構本身聯(lián)系的產品。
　　“任何文本都是作為引文的馬賽克被建構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熔鑄與變形”，任何文本都受讀者已經(jīng)閱讀的其他文本及讀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影響。這一范疇獲得了后結構主義者的首肯。巴特探討了在文學背景中的互文性，得出了任何文本都是過去的引文的新織物的看法。德里達則將互文性確認為文學研究的唯一方式，將文本理解為自我參照的系統(tǒng)。它因此可以理解為一種不求助于傳統(tǒng)作者觀念的解釋文學與非文學的材料的作用的方式。
　　二、互文性在文學中的意義網(wǎng)絡
　　克里斯蒂瓦提出互文性這個概念的初衷，是在研究語言符號如何在文本結構中派生意義時，注意到了意義的多重性和不可確定性。意義不是由作者直接傳達給讀者的，而是通過其他文本的轉接或過濾形成一系列規(guī)則，分別由作者和讀者共享。在文學文本中，相似的事件、場景、人物、意象、經(jīng)驗和感覺重復出現(xiàn)，構成了文本創(chuàng)作和閱讀體驗的基礎。
　　任何事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巨大的事件網(wǎng)絡和鏈條中；任何意義都不能孤立存在，必須依賴共生的語境和意義。只能用意義解釋意義，而文本也只有通過參照文本才能獲得意義?？死锼沟偻哒J為：“‘文學詞語’是文本界面的交匯，它是一個面，而非一個點(擁有固定的意義)。它是幾種話語之間的對話：作者的話語、讀者的話語、作品中人物的話語以及當代和以前的文化文本——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語的鑲嵌品構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互文性的概念代替了主體間性，詩學語言至少可以進行雙聲閱讀。”由于意義的解讀存在不同的參照系統(tǒng)，所以意義的多元性也就難以避免。在文學批評框架下討論互文性，實際上存在三個視角：第一人稱視角，即作者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對其他文本的轉借和改寫；第二人稱視角，即讀者在解讀當前文本時對其他文本的指涉或驗證；第三人稱視角，即文學批評者對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視角意義的假設與評價。
　　在后結構主義看來，互文性不僅僅表達了文本之間的關系，而是文本交互后產生的實際生成品，是一種意義的循環(huán)和再生。一個主題在過去的文本中反復出現(xiàn)，最終歸于沉寂，而該主題在新文本中得到重新發(fā)掘，相關意義和經(jīng)驗被喚醒及重塑，并添加了文本創(chuàng)造者新的意義指向和體驗，再由讀者賦予新的解釋和闡發(fā)，該主題和意義得到增殖。所以，互文性不僅是其他文本在當前文本中的復制、嵌入、拼接及編織，而是表達了主題及意義通過文本活動的再生和變化。超文本則是通過文本或文本元素的鏈接，使任何一個文本成為龐大的文本網(wǎng)絡中的一個連接點，文本通過鏈接延展，不僅成為文本網(wǎng)絡中橫向組合中的一個鏈條，而且成為縱向聚合中的組成元素。
　　與互文性相比，超文本體現(xiàn)了文本相互聯(lián)結、嵌入和拼接的物理關系，構成一個自足的體系，可以獨立存在，甚至與作者或讀者無關。超文本是強加給文本的外部屬性，是現(xiàn)代網(wǎng)絡技術通過標記語言對傳統(tǒng)文本的“賦碼”，超文本的解釋者仍然是技術，如各種瀏覽器。但是，超文本把互文性的部分屬性和特征具象化了?；ノ男跃哂锌擅枋觥⒖煞治黾翱赏平獾幕咎卣?，屬于一種認識論程序，其基本屬性是心理的和抽象的。
　　互文性的實現(xiàn)需要第一人稱和第二人稱共同完成，即巴赫金的對話理論，“一切莫不歸結于對話”，“一切都是手段，對話才是目的”。超文性與超文本屬于兩個概念，它指一個文本通過直接或間接的轉換從另一個文本中派生出來，“超文性所關注的是文本間故意地、自覺地被賦予的關系”。實際上超文性關注的是文本與前文的關系，是互文關系的一種?；ノ男詮念愋蜕峡?，可以分為共時互文和歷時互文。在共時互文中，文本處在復雜龐大的共生關系中，各種文本相互指涉，相互依賴，相互參照，其實現(xiàn)程序是作者通過文本編碼植入自己的意向，文本本身以及讀者在解讀文本時自身的知識和經(jīng)驗體系與文本產生互動；文本在共時互文中通過再現(xiàn)與交互得到延伸和豐富。在歷時互文中，當前文本對前時文本單向指涉和參照，前時文本通過當前文本得到再生和增殖。各種歷史事實和文本通過發(fā)掘和整理獲得重新解讀和觀照，時空的交錯在當前文本中達到暫時的統(tǒng)一或分解。
　　互文性實際上是文本的跨文性。熱奈特區(qū)分了五種跨文性，除了互文性，還有類文性(所謂類文本是由附文，如標題、前言、注釋等，和外文，如書評等構成的)、元文性(即一篇文本與評價該文本構成的指涉關系)、超文性以及統(tǒng)文性。這種分類進一步明確和細化了互文性，是對互文研究的深化。在海明威的作品中，重復出現(xiàn)的主題和人物特征、創(chuàng)傷和掙扎、優(yōu)雅與失敗，羅伯特·彭斯詩中的樹林、白雪以及林中的路徑等自然意象都為互文性理論提供了驗證。
　　互文性在文學批評中得到了積極的響應和應用。黃念然認為，作為一種新型文學理論，互文性理論強調讀者與批評的作用，否認文本的終極意義的存在，強調文本意義的不可知性或流動性，從而更重視批評的過程而不是結果；重視文本間的相互指涉，更看重文本意義的共時性展開；突破了傳統(tǒng)文學研究封閉的研究模式，把文學納入到與非文學話語、代碼或文化符號相關聯(lián)的整合研究中，大大拓展了文學研究的范圍，形成一種開放性的研究視野。但是，也有研究者過分相信互文性的能量，對互文性理論進行過度的闡釋。如有研究者認為：“一個文學文本以編碼的語言游戲方式出現(xiàn)，將文本看做是沒有主體的流動的象征符號游戲，這種能指游戲消解超驗意義，文本的意義消解于無限的能指游戲中，文本從意義的暴政下得到解放，進而釋放了在邏各斯中心主義囚籠里的意義多元性。”這恐怕多少有點曲解了互文性的意義。在互文中，文本不是沒有主體，只是非唯主體；能指雖然無限，互文的指向卻有限，其共生的語境、同現(xiàn)的搭配、意義的交集都在某種程度上框定了互文的指向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互文性限制或框定了語言符號能指的無限性，它只是消解了意義的單一性和強制性，卻不能消解意義本身。龐大的互文網(wǎng)絡與積極的意義互動促使意義約定形成，不僅限制了文本編碼無限的自由語用意志，也限制了文本解讀的囂張趨勢。在互文中，無論是作者、文本還是讀者都享有有限的自由，否則就會失去其存在的前提。但是，在這里，意義的邊界是模糊的、動態(tài)的，因為意義產生于交互，而交互具有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