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人類社會中存在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現(xiàn)象，它影響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整理了當代國際政治論文，有興趣的親可以來閱讀一下!

　　當代國際政治論文篇一

　　國際關系局部理論與當代史案例研究

　　一

　　國際關系歷史與理論相結合的問題，已大致由"戰(zhàn)略史考察與大戰(zhàn)略理論"、"思想史視野與國際關系的歷史和理論"、"國際關系理論與冷戰(zhàn)史研究"等分支所闡明。這里要略加討論的，是國際關系局部理論對當代史研究的適切性、當代史研究對國際關系理論的構建意義以及局部理論與當代史研究的融合問題。

　　這里所說的當代史，有兩個方面的界定：一是指1945年以來的歷史，二是指同一時期的國際關系史。從國際關系的演變發(fā)展來看，1945年之所以標志著當代史的開始，首先是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的一系列變化或革命性事件導致了那個始于1815年的以歐洲為中心的國際體系的土崩瓦解，其次在于這些變化所塑造的國際關系幾乎完全不同于先前的那個時代。那么，當代史要研究什么?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巴勒克拉夫指出，當代史研究的基本任務，在于闡明近年來歷史的顯著特征和范圍。(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導論》，張廣勇、張宇宏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頁)這一真知灼見同樣適用于當代國際關系史研究。在筆者看來，當代國際關系史研究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研究那些影響當代國際關系根本結構變化的重大因素，揭示這種根本結構變化的本質(zhì)和特征;二是現(xiàn)狀研究或案例研究，即研究現(xiàn)時代的重大事件、事態(tài)和趨勢，包括戰(zhàn)爭、威懾、危機、外交決策、談判、國際倫理等問題，這些構成了"我們時代的外交問題"(戈登·克雷格和亞歷山大·喬治：《武力與治國方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此語是該書的副標題)。

　　對于前者，國際關系研究界根據(jù)現(xiàn)有史料對那些重大因素甚至結構變化做出了相當豐富的研究，如關于現(xiàn)代國際體系的變革、冷戰(zhàn)的起源、持續(xù)和結束、涉及相關大國的雙邊關系和多邊關系、新興力量的崛起、當代國際體系的結構變化、朝鮮戰(zhàn)爭、古巴導彈危機、越南戰(zhàn)爭、中東戰(zhàn)爭等，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已成為國際關系史領域中的新經(jīng)典，如約翰·加迪斯的冷戰(zhàn)史系列著作和時殷弘的《新趨勢·新格局·新規(guī)范：20世紀回顧·國際關系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另一方面，現(xiàn)狀研究的成就并不如人意，英國歷史學家塞頓-沃森所提到的"大多數(shù)偉大的歷史著作都是當代史"(巴勒克拉夫：《當代史導論》，第7頁)的說法，在當代國際關系史研究領域幾乎完全不能得到反映。雖然國際關系現(xiàn)狀研究幾乎引起全部國際關系研究者的興趣，一些研究者甚至耗費了畢生精力"跟蹤國際時事"，但這方面的絕大多數(shù)成就，不過是無數(shù)的前后不一甚至互相矛盾的時事綜述、分析和雜談(這在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界尤為明顯)，有的甚至淪為新聞報道和輿論宣傳。因此，作為當代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現(xiàn)狀研究雖然沒有迷失應有的方向，即分析那些重大事態(tài)并對其未來發(fā)展趨勢做出盡可能準確的預測，但其缺陷已是非常明顯：一是理論方法的缺失，即基本上不能自覺地將適切的理論范式或分析框架貫穿于案例分析;二是歷史根本的缺失，即不大明了當代世界的根本變化乃是源于先前那個時代的長期趨勢;三是倫理價值判斷的缺失，即不太關心本國以外的、涉及全球事務的那些或特殊或普遍的問題，或者說缺少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概言之，在國際關系現(xiàn)狀研究領域缺少理論與歷史的結合。

　　舉一個新近的例子。伊拉克戰(zhàn)爭是美國繼阿富汗戰(zhàn)爭后的又一重大的反恐戰(zhàn)略舉措，但僅僅把它看作是美國反恐戰(zhàn)略或美國霸權戰(zhàn)爭的邏輯延伸，雖然是部分地合理的，但卻是不夠的，甚至是危險的。在國際關系的分析視角上，對伊拉克戰(zhàn)爭的深入而有益的研究，一是要從歷史出發(fā)，揭示戰(zhàn)爭背后的深層因素，二是把它放在整個時代的背景下予以考察，并將它與我們這個時代的其他重大事件聯(lián)系起來考察，三是分析戰(zhàn)前和戰(zhàn)爭過程中的決策，從歷史細節(jié)上把握戰(zhàn)爭的各種"迷霧"。前兩類因素的研究可借助國際關系的總體理論或宏觀理論，而后一類因素的分析則可借助國際關系的局部理論或微觀理論，它可以在不需要歷史學家所特別看重的檔案文件的基礎上大致合理、精細、準確地展現(xiàn)那些導致戰(zhàn)爭的各種因素和戰(zhàn)爭的決策過程，更重要的是，這種精細分析對于以避免戰(zhàn)爭為目的的國務活動家和研究者來說，應該特別富有啟示意義。

　　二

　　國際關系局部理論對當代史研究特別是現(xiàn)狀研究或案例研究的向導意義，是同局部理論本身的性質(zhì)和特征所決定的。一般說來，國際關系理論大致可分為總體理論和局部理論?？傮w理論試圖以某一個概念或某一套密切相聯(lián)的核心概念來解釋國際關系的全部或主要內(nèi)容，如摩根索的"權力"、布爾的"國際社會"、莫德爾斯基的"長周期"等，其特點在于命題的簡潔性、內(nèi)容的系統(tǒng)性和統(tǒng)一性、視角的宏偉性以及倫理傾向的明確性。但是，總體理論的缺陷也顯而易見，它對因果關系的解釋是片面的，單一概念難以說明多樣化的國際關系現(xiàn)象，其理論說明略嫌粗糙空疏，遠不夠精確明細，缺乏微觀預測能力。局部理論則主要對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的某些特定方面進行實證研究，它們著重精確描述并解釋國際關系的特定現(xiàn)象，其方法論特征是實證性，從某些事實出發(fā)提出理論假設，然后運用大量的、經(jīng)過科學處理的事實或系統(tǒng)數(shù)據(jù)用來驗證假設。因此，局部理論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局部的準確性和較大的預測能力。一些局部理論家認為，國際關系分析的最終目的，不僅是解釋，而且是預測，他們認為，只要對相關決策者行為、國家行為和國際體系的一系列假設進行精確的、科學的驗證，就能對同類的事件和趨勢做出大體可靠的預測。

　　局部理論是對總體理論的有益補充，它們使得國際關系的研究對象和議題大大擴展，許多具體問題的研究大大深入，研究方法日益多樣化，如以計算機為工具的數(shù)據(jù)分析、采訪和口述、模擬等，從而促成了許多局部理論的創(chuàng)建，如決策理論、危機理論、軍備競賽理論、談判理論等等。這些局部理論對于當代史案例研究的巨大促進作用，已由該領域許多杰出范例所證明。如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決策的實質(zhì)》(Graham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一書，通過分析、歸納與總結，對古巴導彈危機期間美蘇雙方的決策進行了詳盡研究，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理性模式"、"組織機構模式"和"政府政治模式"三種對外決策模式。30多年來，他的這個理論創(chuàng)建仍被認為是最權威的外交決策理論，成為政府決策者和研究人員用來觀察、理解和預測各國對外政策特別是危機時期外交決策的理論依據(jù)。艾利森的決策模式是從某一個案例研究中得出的絕佳局部理論，它對當代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除決策理論外，另外一些局部理論對國際關系現(xiàn)狀研究的適切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其學術貢獻即使在中國也是顯而易見的，如威懾理論之于美國導彈防御計劃研究，危機管理理論特別是強制外交理論之于朝鮮核危機研究，博弈理論之于安全政策特別是軍備控制和裁軍政策研究等。在當代國際關系案例研究中，那些得出了具有局部或整體意義的教訓或啟示的作品，大都是自覺運用了某一個或某幾種局部理論，如關于美國導彈防御計劃的研究，朱鋒的《彈道導彈防御計劃與國際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和吳莼思的《威懾理論與導彈防御》(長征出版社2001年)兩項研究，都自覺地運用了威懾理論。

　　但是，將局部理論運用于當代史研究時，要嚴防它們的一些致命弱點。第一，局部理論通常只討論某一個事件的某一個方面或某一類因素，只探討某一個或某一類細節(jié)/枝節(jié)/表象，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專注邊際，忽視根本，看不到事件或問題的本質(zhì)，或從某一個或某一類因素出發(fā)研究多個問題，如以國際危機/危機處理/危機決策作為研究對象的心理/行為分析模式，只重視決策者心理因素，而忽視其他諸如國際體系、國內(nèi)政治等因素。第二，一些研究者在運用局部理論時往往脫離復雜的實際經(jīng)驗，過分強調(diào)定量分析，濫用科學方法，注意分析形式，不明白經(jīng)驗事實的極端復雜性，以所謂科學的模型或分析方法去預測一個涉及多種復雜因素的危機/事件/結構變化，從而根本不可能做到科學行為主義者所聲稱的"科學"和"準確"。比如，國內(nèi)外學者用定量分析方法去預測極其復雜多變的中美關系以及臺灣問題的未來走向，并聲稱其研究是科學的、準確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局部理論把社會科學等同于自然科學，漠視認識的相對性，缺乏必要的懷疑態(tài)度和批判精神。(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in World Politics, vol. 18, no. 3, pp. 361~377)

　　三

　　局部理論的上述缺陷表明，生搬硬套或牽強附會地運用局部理論，或把一個個的局部理論堆加起來，國際關系就無法得到統(tǒng)一而又系統(tǒng)的說明。適當而又成功的運用，除合理借鑒局部理論和總體理論各自的優(yōu)勢以外，還在于合理地借鑒各種局部理論的優(yōu)點。以國際危機研究為例。關于國際危機的局部理論主要有兩個：一是以戰(zhàn)略分析家為代表的理性分析模式，認為行為者是理性的，危機是戰(zhàn)略討價還價的最高形式，強調(diào)通過威懾、強制等手段處理危機，著重探討怎么應對、怎么處理危機;二是以和平與沖突解決研究人員為代表的心理/行為分析模式，強調(diào)沖突中的心理壓力、威脅感知和敵對關系。這兩種分析模式都是外交決策理論，它們各有特征，但也各有缺陷，如果只以其中一個去研究某個案例，結論和結果可能是互相矛盾的。因此，當代危機外交研究的杰出代表詹姆斯·理查森指出，必須避免以某一個模式去解釋一個或多個案例，而是要綜合各種模式的優(yōu)點，依靠研究而不是假設去解釋歷史。(James L. Richardson, Crisis Diplomacy: The Great Powers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3~23)

　　在這里，作為政治學家的理查森提出了如何融合理論與歷史這樣一個重要問題，而他本人在1994年出版的《危機外交--19世紀中葉以來的大國》一書中所作的努力，則為局部理論與當代史案例研究的相互融合提供了一個新的范例。該書由四個部分組成，即理論簡介、案例分析、理論驗證和結論。作者提出，危機外交的研究主旨，在于通過一個共同的分析框架去分析1815年以來那些性質(zhì)各不相同的重大外交危機，總結出其主要特征，以此驗證當前理論界流行的各種危機理論，從而不僅形成一種綜合理論，而且得出關于決策思維的啟示。從此出發(fā)，理查森分析了1815年以來的六類大國外交危機：1839~1841年東方危機;1853~1856年克里米亞戰(zhàn)爭危機;1903~1904年日俄戰(zhàn)爭危機;1938年蘇臺德危機;1870年普法戰(zhàn)爭危機和1911年阿加迪爾危機;1941年珍珠港事件、1948~1949年柏林危機和1958-1962年柏林危機。然后，作者用他所說的那個共同的分析框架考察了上述危機：(1)危機和國際體系，包括體系的地理和政治范圍、聯(lián)盟組合和行為規(guī)范;(2)政策目標選擇，包括價值、利益和目標;(3)有選擇的認識和錯覺;(4)危機期間的討價還價;(5)國內(nèi)政治;(6)結果和戰(zhàn)爭危險。從篇章結構上看，案例分析和理論驗證兩個部分似乎是分立的，但實際上，作者在案例分析中已經(jīng)貫穿了理論，而在理論驗證中則讓歷史說話。這樣，理查森以理論和歷史的融合，修正并完善了以往的危機行為理論，形成了分析重大外交危機的綜合模式。這項研究為局部理論與當代史案例研究的結合指明了方向。正如他本人在書中所指出的，局部理論與案例研究的結合，必須符合兩個標準，一是理論是否適切案例，二是理論是否符合事實;如果某個理論模式忽視了一些至關重要的因素，那么這個模式就是片面的和誤入歧途的;局部理論的目標，在于通過分析多種復雜情況和多個復雜因素，讓決策者們更明確他們的政策目標，更了解他們面臨的那些制約因素，從而更有效地處理危機，避免不必要的危機和戰(zhàn)爭。(Richardson, Crisis Diplomacy, pp.24, 369)

　　實際上，早在理查森做出上述努力以前20年，即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戈登·克雷格和最著名的政治學家兼戰(zhàn)略研究者之一亞歷山大·喬治，就已經(jīng)通過《武力與治國方略》一書為局部理論與當代史研究的融合樹立了一個迄今為止公認為最杰出的典范。該書第二部分完全將理論與歷史融為一體，不僅自覺地將局部理論運用于當代史研究，而且通過大量具體而又簡潔的當代史案例研究來構建、檢驗并完善局部理論。第二部分開篇即提出其研究主旨是"在一個定義明確、便于系統(tǒng)比較和積累個案研究結果的概念框架內(nèi)進行某一種特定戰(zhàn)略類型的多個歷史案例的研究"。為了從這些特定的戰(zhàn)略或"武力與外交問題"中得出"歷史教訓"，作者沒有去"挑選"歷史案例，也沒有去"選擇"局部理論，而是讓大量的歷史案例與適切的局部理論本身互相印證，通過歷史案例的比較研究以及歷史與理論的比較研究，使得"歷史的各種教訓"互不抵觸，進而使其成為"把各項錯綜復雜的活動都包容進去的綜合理論和一般知識"。顯然，這部分的分析主要出自當代美國最杰出的局部理論家亞歷山大·喬治之手，關于談判、威懾、強制外交、危機處理、結束戰(zhàn)爭、緩和等外交問題的局部理論，在他那里得到了如此嫻熟的運用，以致迄今為止每一個涉足決策研究的國際關系學者和學生，在日常教學和研究中都要求教于這本杰作。喬治所說的"綜合理論和一般知識"，完全不是一般局部理論家或科學行為主義者所強調(diào)的從模型或假設出發(fā)的，而是從大量當代史案例研究中導出的，它們不僅對當代史研究具有指導意義，甚至如同理查森所聲稱的那樣，對決策思維有著巨大的啟示。

　　《武力與治國方略》和《危機外交》兩個范例表明，從當代史研究導出一個涉及多個事件的適切的局部理論，最好的方式是案例研究和比較研究相結合;而運用局部理論去研究當代國際關系史，最佳途徑則是綜合各家所長，全面地而不是有選擇地而考慮歷史事件或歷史事件中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就局部理論和當代史研究而言，如果要使當代史教訓成為具有啟示或指導意義的"一般知識"，則要做到理論與歷史的充分而又適切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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