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與賦的區(qū)別

　　楚辭是屈原時期楚地的一種歌,而賦是一種文體,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整理的楚辭與賦的區(qū)別，供大家參閱!

　　楚辭與賦的區(qū)別

　　楚辭在當時及后世，有多種的名目稱謂。大體而言之，一曰歌、二曰詩、三曰賦、四曰誦、五曰辭(又作詞)、六曰騷、七曰賦、八曰文。在具體的語境中，它們有著特定意義的指向，其蘊涵分別有所側重、又時而可以相通。

　　楚辭稱“歌”，最突出的例證是《九歌》。“九歌”為上古樂章之名，為歌謠之體甚明。在《九歌·少司命》中有“臨風恍兮浩歌”，《九章·抽思》中有“少歌”，《招魂》中有“造新歌兮”等句。楚辭稱“詩”，如《九歌·東君》中有“展詩兮會舞”，《九章·悲回風》中有“竊賦詩之所明”。楚辭稱“賦”，如《招魂》中有“同心賦些”，《大招》中又有“投詩賦兮”之句。楚辭稱“誦”，如《九章·抽思》中有“追思作誦，聊以自救兮”，《九辯》中有“自壓案而學誦”之句。楚辭稱“辭”，如《離騷》中有“跪敷衽以陳辭”，《抽思》中有“結微情以陳辭”等句。漢代以后則稱屈宋之文曰“賦”、曰“騷”、曰“楚辭”，例不勝陳。

　　后代的文學家有時也將屈原作品視為特指的“文”，如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論及散文寫作時說：“參之谷粱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柳宗元將《離騷》與老、莊、孟、荀以及《國語》、《史記》等散文典籍并列，其意頗值得玩味。明代何孟春曾經(jīng)說：“古今文章，擅奇者六家：左氏之文，以葩而奇;莊生之文，以玄而奇;屈子之文，以幽而奇;《戰(zhàn)國策》之文，以雄而奇;太史公之文，以憤而奇;班孟堅之文，以整而奇。”將楚辭與《左傳》、《莊子》、《戰(zhàn)國策》、《史記》、《漢書》并列，用“幽而奇”概括屈原作品的特色，雖然并不十分準確，但有其內在的思理。清人劉熙載《藝概·文概》中說：“文如云龍霧豹，出沒隱現(xiàn)，變化無方，此莊、騷、太史所同。”

　　綜上，對于楚辭有著不同的名目稱謂，顯示著對于楚辭的文體性質有著不同的認知理解，這并非出于偶然。從歷史的層面說，楚辭是一種介于韻文與散文之間的特殊文體。它不僅句式可長可短，用韻寬松靈活，可以配樂歌唱，也可以有節(jié)奏地詠誦;可用來抒情，也可以用于敘事?？梢砸曋疄樵姼?，也可以稱之為文章。二十世紀以來，學者因受到西方文體分類觀念的影響，以為非詩即文、非文即詩，從而將楚辭簡單的界定為詩歌，忽視了它兼有“文”的性質，這就造成了廣泛的誤解。

　　劉永濟師《屈賦通箋·敘論》將屈原的作品定名為“誦”。他說：“屈子之文，正名定義，自當以誦為宜，曰賦曰騷，皆非其本也。”誦的本義：一是有節(jié)奏地朗誦，它的聲調有節(jié)奏感，但不同于歌唱;二是諷諫之詞、規(guī)箴之語，皆可稱誦;三是與“頌”相通，告于神明曰“頌”。它可以是誦讀的詩章(《詩經(jīng)·崧高》曰“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可證)，也可以是特定內容的文辭。楚辭的文體，不能一概而論：其中包含詩歌(如《九歌》)，可唱亦可誦;也包含只能有節(jié)奏朗詠的誦(可配樂，亦可不配樂)?！肚x通箋》又曰：“《天問》篇末殘缺，有無亂辭，不可懸測，然為有韻之文，可以聲節(jié)之而歌，則至明。”劉師將《天問》視為屈原作品中一類特異的文體，值得人們深思。

　　正因為楚辭體兼韻散、亦詩亦文這種特殊的性質，它對于后世各種文體產(chǎn)生了深入而廣泛的影響。首先，繼承楚辭的體貌直接形成了騷體文學這一特殊的韻文形態(tài)，它包括楚歌與騷賦。楚歌是歌吟體的短章，其形成受到《楚辭》與楚民間歌謠的共同影響。騷賦則是楚辭賦化后的產(chǎn)物，通常篇幅稍長，與《離騷》、《九章》、《九歌》的風貌接近。在古代文學園地里，這是一個體式與風貌都容易識別的特殊文體。其次，楚辭是賦最重要、最直接的淵源?！冻o·招魂》王逸注曰：“賦，誦也。”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曰：“不歌而誦謂之賦。”以賦、誦互訓，直接點明了它們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可以說，漢賦是沐浴著楚風楚雨成長起來的文體。即使是大量運用散句的散體賦，在抒發(fā)情感或描寫景物時也時常插入一些騷體句以增強文章的流動美。這后來成為了賦家慣用的修辭手法，使得散賦因增添了起伏跌宕的變化而更具韻味。在賦的創(chuàng)作中有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就是題材的因襲性與類型化，其中許多是從楚辭發(fā)展而來。大致而言，抒發(fā)士人失志牢騷之賦，受到《離騷》、《九章》等篇的影響;描寫男女戀愛的賦，肇端于《離騷》求女的情節(jié)及《九歌》的相關描寫;鋪陳宮殿苑囿之美、游樂之盛的賦，發(fā)源于《招魂》、《大招》中的場面描寫;詠物之賦本源于《桔頌》，表現(xiàn)自然物色、借景抒情的賦，則大都受到《九辯》的影響。

　　在中國文學史上，楚辭被認為是一種新詩體，它對詩歌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首先，楚辭打破了《詩經(jīng)》四言為主、重章迭韻的格式，催生了五、七言歌行體詩;其次，楚辭豐富了詩歌的題材、拓展了詩的表現(xiàn)領域，招隱詩、游仙詩是直接從楚辭中孕育而出的，政治詠懷詩受到楚辭的影響也很明顯;而最為重要的，是楚辭在詩壇上開創(chuàng)了被稱為“浪漫主義”的文學傳統(tǒng)。楚辭對于散文的寫作也產(chǎn)生了影響，這可以從三方面來看：一、楚辭的體式中就帶有散文化的傾向，它宛如行云流水般的抒發(fā)胸臆、安排詞章，與散文的謀篇布局相同。二、楚辭中的《卜居》、《漁父》以假設問對的形式抒發(fā)內心的憤懣，這對于后世牢騷之文的流行有著長遠的影響，漢代東方朔的《答客難》、揚雄的《解嘲》、唐代韓愈的《進學解》、柳宗元的《愚溪對》等都是此類作品。三、在散文中插入騷體句以寫景抒情，也是文章家慣用的技法。另外，楚辭對于戲劇體制與小說構思，也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

　　總之，楚辭是一種特殊的文體。這種特殊性使得它對于中國文學的各類文體發(fā)生了特殊的作用。在古代文學的園地中，楚辭像一個光源，它的光芒照亮了各個文學領域。它又像一條支脈縱橫的江河，滋潤了整個中國文學的原野。楚辭不斷地向外輻射出光和熱，滲透進其它的文體之中，促進了不同文體之間的交流與融合。它的這一文學特質，應該引起學者的思考與重視。

　　賦，作為一種文學樣式，是西漢時文人將屈原、宋玉等所運用的、作為長江流域文化代表之一的《離騷》式詩體加以改造，向散文方向發(fā)展而形成的。“麗詞雅義，符采相勝”(《文心雕龍·詮賦》)，洋洋灑灑，極盡鋪陳之能享。賦在其后不同時代的發(fā)展中，從古賦到徘賦到律賦到文賦，形式上不管怎么變革，卻始終沿著散文化的軌道行進，并沒有回到詩的故鄉(xiāng)。說“賦者古詩之流”，只有在說明賦還保留著某些騷體詩的外部形式特點時才算是正確的，若是用以說明賦是詩的一個支派，那就是大謬特謬了。詩，總是喜歡借助跨度極大的跳躍，行蹤飄忽飛騰，在廣闊的立體空間里上天入地，展開想象和聯(lián)想，時刻為感情尋找著形象。賦，則不然，它與一般的散文并無二致，都是在一個平面上慢走快奔，在展開其敘述、描寫、議論時，邏輯嚴密，順序銜接，脈絡連貫，+分注重文章的說服力量。而說服力量的達到，往往具體表現(xiàn)為對文章氣勢的追求。“以賦視詩，較若紛至沓來，氣猛氣惡”。清人劉熙載在他的《藝概》中揭示出賦和詩在對氣勢要求上的這種不同點，可謂一矢中的。

　　在古典文學中，詩、詞、歌、賦并稱。賦是由《詩經(jīng)》《楚辭》發(fā)展而來，前者是賦的遠源，后者是賦的近源。其體始于戰(zhàn)國時趙國人荀卿的《賦篇》，至漢代形成固定的、獨立的文體。漢賦多鴻篇巨制，多四言句式，雜以散句。漢末出現(xiàn)了抒情小賦，但很快被六朝的“駢賦”所代替，駢賦往往用四字對或六字對。至唐宋時又發(fā)展為“律賦”，在篇幅、格律、對仗上要求更高。在晚唐時的古文運動的影響下，賦又發(fā)展為“文賦”，它句式參差，押韻比較隨便，重視清新流暢，杜牧的《阿房宮賦》就是一篇文賦。

　　賦在結構上一般可分為三個部分，前面有序，說明作賦的緣由，用不押韻的散文或駢體文;中間是賦的本身;后面有“亂”或“訊”的部分，對全篇作小結。

　　在形式上，賦字數(shù)不限，但以四、六言為主。至于賦的作用，班固說：“或以抒下而通諷喻，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也就是說，賦的作用是用來表達人民的愿望，諷喻政寧。借景抒情，鋪敘風物，極盡鋪陳夸張之能事，托物言志，卒章顯志，以寄諷喻之意是它的寫作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