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歷十五年》讀后感篇三

　　《萬歷十五年》是著名的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如黃仁宇先生所倡導的大歷史觀，黃先生在此書中一共用了七個章節(jié)描寫了七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指出了中國有了明清這樣一個歷史大失敗的歷史必然性。

　　一

　　黃先生在自序中說自己寫此書的目的在于提醒大家，“有了這樣一個歷史的大失敗，就可以沖突既開，因之而給中國留下了一個翻天覆地、徹底創(chuàng)造歷史的機緣”。他認為，“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而極，這就是一切問題的癥結”，“明朝采取嚴格的中央集權，施政方針不著眼于提倡扶助先進的經(jīng)濟，以增益全國財富，而是保護落后的經(jīng)濟，以均衡在姿態(tài)維持王朝的安全”，“而明代的財政稅收制度則和民間經(jīng)濟的發(fā)展相脫節(jié)”，“這種維護落后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不愿發(fā)展商業(yè)和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國在世界范圍內(nèi)內(nèi)由先進的演變?yōu)槁浜蟮貐^(qū)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民窮的根本原因不在國家的賦稅過重，而端在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而中國為什么沒有發(fā)展起資本主義呢?黃先生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組織，一種系統(tǒng)”，“中國的傳統(tǒng)政治既無此組織能力，也決不愿私人財富擴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為王朝的安全之累”。

　　在《萬歷十五年》的英文版序言里，L.卡林頓.富路特說到，“黃仁宇先生對明朝末期的一個的聚集，使讀者深切感受到了那時中國官僚階層的運作方式”，“這本著作有利于全面理解現(xiàn)代中國的歷史”，“對中國的發(fā)展道路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論述”。“本書的敘述并不是要我們相信：中國人民從那時及其以后所普遍遭受的苦難一直是個巨大的錯誤;從現(xiàn)在開始，中國必須拋棄過去的全部經(jīng)驗，并盡可能地仿效西方來彌補的時間”。

　　二

　　對于萬歷來說，作為一個皇帝，他應該擁有至高無尚的權力，按我們想當然的想法，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任何事情。然而事實卻是，明代的這種官僚制度居然讓他連做人的權利都沒有，到是應證了魯迅的那句“中國就是一個吃人的社會”。萬歷不能做自己喜歡做事，不能去喜歡自己喜歡的女人，不能到自己喜歡的地方玩，不能讓自己認為有才能的人任職，不能有任何朋友，不能表現(xiàn)出自己的喜怒哀樂，甚至，他想勵精圖治、揚我國威地積極施政都不可能，更無須說自己還能不能選擇去死!他就是一個象征，讓所有人來頂膜禮拜，所以他就是一個神，無所不能，可以不食人間煙火，也是如此，他也無須也不可能體會一個人的真實性。他所要做的，就只剩下遵循祖宗之法，日復一日地重復著必須完成的程序，并將這種程序保持延續(xù)下去?？梢灾獣?，萬歷的一生是何其悲哀的一生!“貴為天子，也不過是一種制度所需要的產(chǎn)物”。然而必須警惕的是，現(xiàn)實中的每個自我，又何嘗不是這樣的一個個“萬歷”呢?萬歷的這樣一個悲劇性的象征反應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面的“形式即實質(zhì)”的極度無奈。而這種無奈仍然對當代的中國人影響至深。在這一章里，黃仁宇先生還從自己的獨特視角細致刻畫了在中國官僚政治文化下，人與人之間處理人際關系的微妙之處。如果讀者能夠仔細思考，很容易發(fā)現(xiàn)當下中國無孔不入的這種官僚文化控制著幾乎每個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一方面，如果能理解到這個層面，如果我們還有一顆善良之心，我們沒有理由不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能夠后知后覺，能夠在各種環(huán)境下正確運用好這種文化，對于我們處理人際關系是相當有用的。當然我們還能從中體會更多，例如后宮佳麗無數(shù)，然而面對一切都不能改變、但精神又是極度空虛和寂寞的萬歷為何對淑妃鄭氏情有獨鐘?“大風起于青萍之末”，一個人，一個王朝的失敗究竟從何時開始?在當時的具體環(huán)境下，我們能夠有那種敏銳的洞察力嗎?當然還有很多值得我們?nèi)ニ伎嫉臇|西。

　　三

　　中國當時的形勢已經(jīng)到了什么地步呢?第二章中，黃先生提到申時行和朋友的一封通信中指出局勢艱難，“上下否鬲，中外睽攜，自古國家未能有如此而長治久安者”!!!如此，申時行唯有行中庸之道，唯有堅持自己調(diào)濟折衷的原則，以延長風雨飄搖中的大明壽命。對于中國這樣一個文官治國的大國，申時行深知張居正失敗的根源。所以，申時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企圖在維持文官集團的利益不受損害的前提下，首先維持帝國的穩(wěn)定，再則希望萬歷皇帝能夠作漸近式改革，以圖將來。然而，病入膏肓，國家日益積貧積弱，終于在風雨交加的1644年為一個落后的游牧民族所滅，這又奠定了之后中國落后的基礎。張居正專政十年，最終卻落得個身敗名裂，文官集團分裂加劇，在于他忽視了中國的文官集團所具有的雙重性格，“固然有許多官僚憑借特權，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利益，但是‘四書’所揭橥的、為文官所標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頭禪。如導之以誠意，一些有責任感的年輕人如鄒元標輩，又真能不顧一已之安危榮辱，為仁民愛物的宗旨拼命”。這一大帝國中央集權過度的不良后果在于：“下層行政單位間許多工作實際工資問題尚未 解決以前，行政效率的增進，必然是緩慢的、有限度的;強求效率增高，超過這種限度，只會造成行政系統(tǒng)的內(nèi)部不安，整個文官集團會國壓力過高而分裂;而糾紛一起，實際問題又會升級成為道德問題”。

　　四

　　在張居正一章中，黃先生指出了明代的財政、政治、經(jīng)濟、人事之所在，對帝國作了全面的剖析。不得不承認，中國各級政府的低效由來以久，就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一個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備體制上技術上的周密，則不致接二連三地在緊急情況下依賴于道德觀念作救命的符箓。說得嚴重一點，后者已不是一種現(xiàn)象，而是組織機構違反朝代，不能在復雜的社會中推陳出新的結果。”

　　中國事實上的各種制度，無論是當下還是古代，張居正可謂至死方明。如有興趣，多加思考，我們定能發(fā)現(xiàn)這種“人和”政不通的根源和根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