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孫中山的中國近代史論文(2)
淺談孫中山的中國近代史論文
淺談孫中山的中國近代史論文篇二
《試論孫中山的教育思想》
摘要：教育思想是孫中山思想體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教育思想。
關鍵詞：孫中山，教育思想，中國近代教育
教育思想是孫中山思想體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他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里，一直對發(fā)展中國教育事業(yè)，傾注了大量心血，進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教育思想。
一、孫中山對封建教育的批判
封建教育是封建專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為封建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服務的。孫中山主要對封建科舉制度進行了批判，他認為，科舉制度具有禍國害民的兩大流弊：第一，是“所試科目不合時用”。[1](P445)在唐朝科舉取士的科目有秀才、明經(jīng)、進士、俊上、明法、明算、一史、三史、五經(jīng)、三經(jīng)等五十余種，絕大部分是圍繞“經(jīng)史”而設。至明清，則只設進士一科。孫中山認為，近代的中國面臨強鄰環(huán)列、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機，而近代的世界更早已進入實力較量和科技競爭的時代，中國必須使“農、工、商皆有學問”，“非此不足與世界相角勝”。[3](P345)。但是封建科舉制取士科目的設置，卻絲毫無益于“農、工、商皆有學問”，無益于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國家的振興。
第二，是“惟文是務”的士林風氣造成了“廢棄百藝”的惡果，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在中國封建社會，很早就形成一種“士為四民之首”，士比農、工、商賈要高出一等的思想。隨之而來的，是“以文為尚”的社會風氣。隋朝廢九品中正制，改行科舉制度，至明清兩朝，科舉考試專以《四書》、《五經(jīng)》的文句為題，文章格式規(guī)定為八股文，所論內容則必須按照朱熹的《四書集注》等書。只有熟讀經(jīng)書，精通八股者，才可能金榜題名，獲取功名利祿。這樣，科舉制度使“以文為尚”的風氣更為盛行，以至于有才之士，“惟文是務”。孫中山指出：“中國數(shù)千年來，以文為尚。上自帝王，下逮黎庶，乃至山賊海盜，無不羨仰文藝。其弊也，乃至以能文為萬能。多數(shù)才俊之士，廢棄百藝”，[3](P332)則必然導致科學技術的落后，進而造成國勢的衰弱和民族經(jīng)濟事業(yè)的不能發(fā)展。因此，他十分明確地指出，昔日科舉制度的“考試材料不良”。如果審視一下中國幾千年來科學技術發(fā)展變化的趨勢，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孫中山的上述批判，確實切中時弊。
孫中山認為，“考試本是中國一個很好的制度”[4](P439)，“是我中國固有的兩大優(yōu)良制度”之一[1](P320)。沒有考試的制度，就會埋沒人才;沒有考試的制度，就不能使“有才”、“有德的人”成為人民的“公仆”;沒有考試的制度，就不能“斂抑”“群趨于官”的“幸進心”，也不能正確任用有“所學”的人。他說：“沒有考試，雖有奇才之士，具飛天的本領，我們亦無法可以曉得，正不知天下埋沒了多少的人才呢!”[4](P495)相反，如果有了考試的制度，有才之士就可以通過考試把自己的才能展現(xiàn)出來。他又說，當“求差事的人很多”，而“政府正要用人，又沒有人用”時，卻“不知哪個有才干，哪個沒有才干”，“這個緣因，就是沒有考試的弊病”。相反，如果“有了考試，那末必要有才、有德的人，終能當我們的公仆。”[2](P347)
孫中山指出，采用考試制度選拔人才，對國家的振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認為，國家能不能振興，關鍵在政治能不能改良，“政治良則國可得而治也”。如果實現(xiàn)了政治改良，那么“凡政治范圍內諸大端，如教育、實業(yè)、交通等，亦從而振起之”。怎樣才能實現(xiàn)政治改良呢?他說：“真才出則政治良”。[8](P151)也就是說，政治改良的關鍵，在于能不能選拔出真正的人才。孫中山認為，要選擇真人才，必須實行考試制度。
此外，孫中山對封建制度下陳舊的教學內容也給予了批判，認為那些教學內容與科學相差甚遠。他指出，封建教學的內容，主要是以《四書》、《五經(jīng)》為代表，由中國歷代圣賢明哲“授受相傳”的“古人的經(jīng)傳”。在專制時代，“士人當束發(fā)受書之后，所誦習者不外乎四書五經(jīng)及其箋注之文字。”[1](P51)今日“科學的知識”遠遠勝過昔日“古人的經(jīng)傳”。在“科學昌明”的今日應該把“科學的知識”作為教育的內容。他說：“人類的知識，是天天進步的。今日人類的知識，和古時大不相同。今日人類的知識，多是科學的知識。古時人類的知識，多是宗教的感覺”，“宗教的感覺，專是服從古人的經(jīng)傳”，就這兩者比較起來，“科學自然較優(yōu)”。他還指出，當今是“科學昌明之世”，而孔孟只是“古人圣人也，非今之科學家也”。因此，決不應再以歷代圣賢“授受相傳”的“古人的經(jīng)傳”來作為教育的主要內容。孫中山提出：“凡天地萬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都應該列于教學的內容，尤其要注重學習科學知識。他認為，西方物質文明的發(fā)達，“都是由于科學昌明而來的”，要使中國物質文明發(fā)達，就要學習科學知識。因此他強調：“我們現(xiàn)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10](P107)
二、教育為立國之本，振興之道，不可稍減
現(xiàn)代世界各國經(jīng)濟發(fā)展的實踐證明，推動經(jīng)濟增長和國力強大的主要因素，已經(jīng)由勞動力轉向科技實力?？茖W技術對社會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對國民經(jīng)濟的增長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科學技術知識的發(fā)達是通過教育實現(xiàn)的。孫中山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就敏銳地意識到發(fā)展教育對振興國家的重要作用。
在孫中山看來，整個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取決于人類科學知識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學問的不斷增長。而前人和今人所創(chuàng)造和積累起來的知識和學問的傳播，主要是靠教育來實現(xiàn)的。早在1912年，孫中山在《北京湖廣會館學界歡迎會的演說》中指出：“世界進化，隨學問為轉移。自有人類以來，必有專門名家發(fā)明各種專門學說，然后有各種政治、實業(yè)之天然進化。”[2](P423)1922年，他又《在桂林學界歡迎的演說》中指出：“諸君是學界中人，要知道人類為什么緣故要求學呢?求學的意思便是求知識。因為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道理，都是我們不知道的。又因為世界的文明，要有知識才有進步;有了知識，那個進步才來得快。我們人類是求文明進步的，所以人類便要求知識”，“諸君都知道，世界上文明的發(fā)達，是在近來二百多年，最快的是近來五六十年。網(wǎng)。以后人類知識越發(fā)多，文明的進步便越發(fā)快。”[10](P770)孫中山在《地方自治實在性》中還指出：“學校之目的”，主要在于“讀書、識字”，在于求“學問、智識”。所以說，“學校者，文明進步之泉源也。”[4] (P224)大家知道，馬克思曾經(jīng)指出，“生產(chǎn)力中也包括科學”。[12](P211)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使科學與生產(chǎn)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了?？茖W技術作為生產(chǎn)力，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作用。
要使中國由弱變強，由窮變富，成為繁榮昌盛的富強國家，就必須振興教育，并且必須把發(fā)展教育、開發(fā)智力放在首位。早在1894年，孫中山在《上李鴻章書》中就提出把教育放在首位的思想。他認為“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這“四大端”乃是“富強之大徑，治國之大本”，而“首在陶冶人才”。[10](P559)1895年他在《香港興中會章程》中指出，興中會的宗旨就是要“聯(lián)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而在興中會“擬辦之事”中就有“立學校以有人才”。[10](P928)1912年他又指出，“學者，國之本也”，若對于“教育機關”“不從速設法修舊起廢，鼓舞而振興之，何以有人才而培國脈”。因此，“凡有教育，應予提倡，乃足以啟文明而速進化”。[10](P928)同年，他《在廣州嶺南學堂的演說》中又說：“凡國強弱，以學生程度為差”，“以后建設，萬端待理，(負責)何人，則學生是也。”[10](P692)《在北京湖廣會館學界歡迎會的演說》中，他還強調：“蓋學問為立國根本，東西各國之文明，皆由學問購來”。[2](P423)總之，孫中山在他的有關著作中反復強調：“教育為立國根本、振興之道， 不可稍緩。”[13](P429)各國的歷史實踐特別是許多發(fā)達國家的歷史實踐表明，孫中山關于教育和“學問”是立國之根本，振興中華之道在于振興教育的思想是完全正確的。許多發(fā)達國家一直把發(fā)展教育、開發(fā)智力放在優(yōu)先地位。“日本人從明治維新就開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14](P37)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日本國民經(jīng)濟凋敝，仍然把教育放在首位，千方百計發(fā)展教育事業(yè)，培育科技人才，終于換得了新的經(jīng)濟起飛，成為經(jīng)濟超級強國。當今世界，大凡搞現(xiàn)代化建設的國家和地區(qū)，無不重視教育、重視人才培養(yǎng)，說明孫中山當年所說的教育是“振興之道”，“富強之國”等等，至今依然閃耀著真理的光芒。
三、大學教育應傳授世界日新之學理、技術
孫中山認為，教育必須傳授現(xiàn)代科學技術知識，只有如此，教育才能承擔起發(fā)展中國實業(yè)的大任。
1824年8月，孫中山以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的名義，命令公布了《大學條例》。該條例的第一條就規(guī)定：大學的旨趣之一，是“灌輸、討究”“世界日新之學理、技術”。[9](P10)也就是說，在大學教育中，教育所傳授的應該是最新的科學文化知識。
孫中山歷來就強調在學習中要“取法乎上”，要注重學習最新的東西。例如他在論及向外國學習時，就指出“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后跟著他”。所謂“迎頭趕上去”，就是指不要去學外國的“舊東西”，而“要學他們的最新發(fā)明”。[8](P252)像外國的政治思想，“和二千多年以前的思想根本上還沒有大變動”，就不是“最新發(fā)明”，而是“舊東西”。因而，孫中山認為中國決不能像學習外國的物質科學那樣去學習外國的政治思想。他堅持反對在改革政治上一味地盲從附和，完全仿效歐美，認為那樣“對于國計民生是很有大害的”，相反，他指出，如果我們專學外國的最新發(fā)明，就能“后來者居上”，就能大大加快中國的發(fā)展速度。他說：“譬如學科學，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減少兩百多年的光陰。”[8](P252)例如，中國和日本都在交通上學習歐美，修筑鐵路。網(wǎng)。雖然日本走在中國的前面，鐵軌都很寬，車也很大。“為什么中國建筑鐵路在日本之后，所做的車和軌還是比日本的寬大呢?”孫中山回答說：“就是因為中國所學的是歐美的新發(fā)明，日本所學的是歐美的舊東西。”正因為中國建筑鐵路不是學日本那樣不便利的舊東西，而是“學歐美很便利的新發(fā)明”，“所以中國現(xiàn)在的鐵路好過日本”。這就是“后來者居上”。[9](P342)
顯而易見，孫中山認為學校在進行教育的過程中，應該向受教育者傳授世界最新的知識，而且只有學習和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學文化知識，才能使中國迎頭趕上，后來居上，這是正確的。他確定大學的宗旨之一是灌輸世界日新之學理和技術，正是他的這一認識在其教育思想中的反映。同時，他把灌輸世界日新之學理和技術確定為“大學”教育的旨趣，也是合理的。眾所周知，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傳授科學文化的基礎知識。作為受教育者來講，也只有很好地掌握了科學文化的基礎知識，才可能進一步去學習和掌握科學文化知識的“最新發(fā)明”。還有一點也值得指出，那就是在孫中山看來，“人類的知識，是天天進步的”。這就意味著，大學中的教育工作中要很好地實驗“灌輸、講究”“世界日新之學理、技術”這一宗旨，還必須密切注視世界科學文化知識發(fā)展的新潮流，必須不斷地更新知識。孫中山的這些思想，對我們今天的大學教育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四、建立中國的能夠推動科技進步的教育制度
孫中山的教育科學思想最終體現(xiàn)在他關于中國教育制度的設想和實施的措施上。他認為，中國的教育制度必須能夠體現(xiàn)國民受教育權力的公平性，無論那個階層的人民及其子女都有權力接受現(xiàn)代教育，而且中國政府應該對教育經(jīng)費全額負擔，實施普遍地義務教育制，也就是讓所有的人都能夠上起學。孫中山非常重視高等學校和職業(yè)教育的發(fā)展，他認為，高等學校是科學技術發(fā)展的搖籃，職業(yè)學校是培養(yǎng)專業(yè)技能的基地。中國科技的大發(fā)展，必須在教育制度中大力發(fā)展觀點教育和職業(yè)技術教育。
1、中國應借鑒西方國家先進的教育制度
孫中山建立中國教育制度的一個基本思路就是要“仿英美之法”[2](P376)。他相當贊賞英、美、法、日等國的教育，認為這些國家實施強迫教育，由“國家設校以教之”，是一種進步的表現(xiàn)。[7](P649)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孫中山對俄國的教育制度頗為關注。在孫中山看來，十月革命后迅速發(fā)展的俄國，不僅在政治上、經(jīng)濟上將比歐美各國進步， 而且在教育上也比歐美發(fā)達的國家“更進步”。[7](P349)他說：“俄國人民所享國家的利益，……從小孩子初生的時候講起，……譬如一個窮人家生了小孩子，父母不能養(yǎng)活，報告到政府，國家便有撫育費，發(fā)給到父母去養(yǎng)活他。到了年紀稍大，可以入學校的時候，國家便辦得有很完全的幼稚園、小學、中學以及大學，照他的年齡的長進，可以依次進學校，受很完全的教育，國家不收費用。若是父母有不教子女進學校的，政府便要懲罰父母，強迫子女讀書。此所謂強迫教育，要全國的青年，人人都可以讀書，人人都受國家栽培，不要父母擔憂”，“像這樣好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8](P505)這些論述，表明了他要在教育等各個方面“追蹤俄國”、學習俄國的強烈愿望。除開主張向英美和俄國學習外，孫中山還結合當時中國實際的國情以及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需要，結合其社會政治理想，在國民教育制度方面提出了不少其他頗有價值的見解。
關于學校教育制度。孫中山認為，學校教育主要是通過幼稚園、小學、中學和大學這四級教育機構來完成的。他說：“學校之等級，由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當陸續(xù)按級而登，以至大學而后已。”[4](P223)他認為，這四級教育機構是學校教育系統(tǒng)的主干，還應該發(fā)展師范學校、女子學校、軍事學校，以及農、工、商等各種專門學校，在他看來，這些專門學校都是學校教育系統(tǒng)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孫中山對高等學校和職業(yè)教育的論述非常多。
2、多種形式辦學，中國要有幾百所大學，造就幾百萬好學生
在孫中山看來，高等專門學校是造就各種專門人才的地方。中國民主主義的革命和建設都需要大量的人才，要滿足這種需要，就要有一定數(shù)量的好大學。1923年12月他在廣州嶺南大學演說時就指出：要使中國變得富強，“必須要有很多的人才，大家同心做去，那才容易。要有很多的人才，那么，造就人才的好學校，不可只是一個嶺南大學。廣東省必要幾十個嶺南大學，中國必要幾百個嶺南大學，造成幾十萬或幾百萬好學生，那才于中國有大利益。”[10](P899)正由于大學是造就各種專門人才的地方，所以孫中山認為，辦好大學要有兩個條件：其一是要“有很多的好先生”，其二是要有“合格的學生”。[5](P74)沒有很好的師資，大學就不能培養(yǎng)造就出各種專門人才，有好的師資，但沒有合格的學生，大學也難以培養(yǎng)造就出各種專門人才。此外，孫中山認為大學除由國家直接興辦，即發(fā)展國立大學之外，也可以允許興辦各種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1924年8月，由孫中山命令公布的《大學條例》規(guī)定：“大學除國立外，并許公立及私立。”[9](P530)
《大學條例》對大學的任務作了如下規(guī)定：“大學之旨趣，以灌輸及講究世界日新之學理、技術為主，而因應國情，力圖推廣其應用，以促社會道義之長進，物力之發(fā)展到之。”[9](P530)就是說，大學有三個任務。網(wǎng)。一是向受教育者灌輸即傳授世界的新學理、新技術，并要以此“為主”。所謂“為主”，其涵義是指大學教育雖然必須向受教育者傳授某專門學科的基礎知識，但更主要的任務則是要使受教育者掌握與專業(yè)有關的最新的科學技術文化知識。二是“討究”即研究和發(fā)明世界的新學理、新技術。與此相適應，該條例規(guī)定：“大學得設研究院”。[9](P530)顯而易見，高等專門學校及其研究院“討究”新學理、新技術，是服務于“灌輸”新學理、新技術的。此外，從該條例也可看出，孫中山認為大學對新學理、新技術的“討究”，還應該直接服務于社會。孫中山的這種觀點在其他地方也有所表現(xiàn)。例如，他對當時廣東嶺南大學用科學方法來改良蠶種就頗為贊賞，稱贊該大學用科學方法把蠶種改良后，“所得絲的收成是很多，所出絲的品質也是很好”。[8](P417)該條例將科學研究視為大學“為主”的“旨趣”，并把科研與教學相提并論，這是值得注意的。三是大學還應該根據(jù)中國國情的需要，積極推廣和應用各種新學理、新技術。“求知”是為了“實行”，是孫中山一貫的觀點，在他看來，大學“討究”和“灌輸”新學理、新技術，最終都是為了要推廣和應用新學理、新技術，以促進社會“心性文明”的長進和物質文明的發(fā)展。早在1920年，孫中山就已經(jīng)提出了這一思想。他說：學校的目的不僅僅是傳授學問、培養(yǎng)“智識”，“精益求精”的制造各種“能助雙手生產(chǎn)之機械”，以求實業(yè)的發(fā)達，“此亦學校所有事業(yè)”。[4](P224)
參考文獻：
[1]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1.
[2]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2.
[3]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4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
[4]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
[5]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
[6]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7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
[7]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
[8]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
[9]孫中山.孫中山全集(第10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
[10]孟慶鵬.孫中山文集[M].北京：團結出版社，1997.
[1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12]秦孝儀.國父思想學說精義錄(第二編)[M].臺北：中正書局，1976.
[13]鄧小平.鄧小平文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淺談孫中山的中國近代史論文相關文章：
2.近代史論文孫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