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孫中山的大同理想

　　大同是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一種政治思想，也是一種最高層次的倫理設計。儒家所津津樂道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養(yǎng)，矜(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ǎng)，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注：《禮記•禮運》。)這是把原始氏族社會理想化，以所謂“三代之治”的烏托邦作為推行禮義的依據(jù)。但這段著名文字所描繪的美好社會圖景，則具有歷久不衰的非凡魅力，成為后世許多仁人志士用以激勵自己和群眾謀求改造社會的遠期目標。

　　孫中山所接受的大同思想的影響是多層面的，既包括中國的社會根本改造，更包括國際格局的根本重建，本文著重研究其后者。

　　(一)

　　“天下為公”是孫中山經(jīng)常題寫的詞句，而他對黃埔軍官學校的訓詞則是：“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由此可見，在孫中山的政治思想中，“天下為公”與“世界大同”是緊密聯(lián)系的，有時甚至可以理解為同義詞語。但是，孫中山對于“天下”的認識，與所有中國人一樣，都有一個由近及遠、由小到大、由淺轉深的過程。12歲以前，孫中山不僅對海外的世界一無所知，就是對于翠亨村以外的中國也知之甚少。作為貧苦農(nóng)家子弟，童年孫中山心目中的世界是狹小的，不過是以家族為軸心的方圓數(shù)里或十余里的小天地。盡管父親曾在澳門謀生，叔父和哥哥也去美國做工，但由于信息媒介的匱乏，他很難對海外的廣闊世界形成任何清晰的概念。

　　世界觀念的重大變化發(fā)生在12歲以后。當他踏上前往夏威夷的旅途，“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注：《復翟理斯函》，《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1981版)第1卷， 第47頁。)西方近代文明最初是通過海上傳入中國的，所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中國人的心目中，輪船不僅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傳播載體，而其本身就是西方近代文明的象征。正是“輪舟之奇”，使這個鄉(xiāng)村少年看到了遠比伶仃洋更為遼闊的太平洋，并且被吸引到一個新的世界，盡管夏威夷不過是西方近代文明的邊緣。

　　從1879 年開始， 孫中山先后就讀于夏威夷意奧蘭尼學校(IolaniCollege, Honolulu)、香港中央書院(The Central School)、 廣州博濟醫(yī)院(Canton Hospital)、 香港西醫(yī)書院( The　College　 of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學習勤奮，成績優(yōu)異。 應該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是少數(shù)接受了比較完備的西方近代教育的先進中國人之一。正如他在《上李鴻章書》中所言：“曾于香港考授英國醫(yī)士，幼嘗游學外洋，于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于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guī);至于時局變遷之故，睦鄰交際之宜，輒能洞其閫奧。”(注：《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8頁。)

　　至此，孫中山所了解的，已經(jīng)不是中國古代那樣狹小的“天下”，也不是清王朝那樣以自我為中心的朝貢體系，而是一個比較完整的客觀存在的世界。這個世界不僅是地理的，而且也是經(jīng)濟的、文化的、政治的，乃至是軍事的。這個世界給孫中山留下的印象也是復雜的，貌似完整而實為分裂，各個地區(qū)之間與各個國家之間，既有文明程度的差異，又有國際地位的區(qū)別。正如那些走出國門了解世界的先驅一樣，他發(fā)現(xiàn)號稱文明古國的中國已經(jīng)遠遠落后于西方的發(fā)達國家，甚至也落后于業(yè)已西化的日本，而且還處于被壓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悲慘地位。但是他與那些先驅(如郭嵩燾、薛福成等)又有所不同，既非儒學濡染甚深的傳統(tǒng)士大夫，更與清朝的官僚體系毫無淵源。他不滿足于“中體西用”，不滿足于體制內的枝節(jié)改革，他要求全面學習西方的長處，謀求整體改革乃至摧毀舊的體制，以實現(xiàn)中國的解放與富強。他在1896年10月倫敦蒙難以后更加堅定了這個決心，所以對英國新聞界發(fā)表公開信說：“我對立憲政府和文明國民意義的認識和感受愈加堅定，促使我更積極地投身于我那可愛而受壓迫之祖國的進步、教育和文明事業(yè)。”(注：《致倫敦各報主筆函》，《孫中山選集》第一卷，第36頁。)次年3月，他發(fā)表《中國的現(xiàn)在和未來》，進一步指出：“(必須)完全打倒目前極其腐敗的統(tǒng)治而建立一個賢良政府”，“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無望的。”(注：《孫中山選集》第一卷，第88頁。)

　　但是，對于孫中山思想的發(fā)展變化而言，更為重要的還是他在倫敦蒙難獲釋后滯留英國期間的苦讀、交游與對西方社會的實地觀察。在大英博物院等機構的圖書室，他如饑似渴地閱讀了政治、經(jīng)濟、法律、軍事、外交、工礦、農(nóng)牧等方面的書籍，特別是對于亨利•喬治的著作產(chǎn)生濃厚興趣。同時，他也曾多次參觀訪問憲政俱樂部、農(nóng)業(yè)館家禽展覽會、工藝展覽會等處，以求對這個資本主義最為發(fā)達的國家的實際情況有較真切的了解。此外，他與流亡在倫敦的俄國民粹主義者、愛爾蘭土地聯(lián)盟的組織者、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和費邊社分子，以及美國的單一稅論者，也有多方面的接觸。

　　以上這些主客觀因素的交互影響，使孫中山的思想產(chǎn)生很大的變化。他不再是局限于“排滿”、反清和簡單地效法西方的民主制度。他開始認識到，西方世界并非完美無缺的理想境界。工業(yè)革命與生產(chǎn)力的迅猛發(fā)展并未使資本主義世界臻于至善，卻造成與日俱增的貧富懸殊與廣大勞動人民的悲慘命運。社會矛盾的尖銳化必將導致社會革命的爆發(fā)，而社會主義運動則將成為新的世界潮流。在二十年代初始，孫中山已經(jīng)為我們勾勒出一幅簡略而又生動的畫面：“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fā)舒，百年銳于千載。經(jīng)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后，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注：《〈民報〉發(fā)刊詞》，《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8頁。)為了糾正近代西方文明的缺失， 孫中山在民族主義、民主主義之外，又揭@①出民生主義。以平均地權為依托的民生主義雖然不無空想成分，但其追求均富與共享社會福祉的理念，則頗與中國傳統(tǒng)的大同思想有所相通。

　　但是，孫中山的革命理想與往昔的古樸的大同學說又存在著極大的差別，除了其構想內容建筑于對現(xiàn)代文明的深切體認以外，還在于他把傳統(tǒng)“天下”的狹小

　　范圍擴大到真實的整體的世界。孫中山的大同思想不僅限于中國國內，而且包括世界各國，特別是還包括了各國之間的平等和睦相處關系。

　　1897年，孫中山離開英國，經(jīng)由加拿大到達日本，與以宮崎滔天為代表的大亞細亞主義者結識并建立合作關系。宮崎在初次見面時就鼓吹：“中東合同，以為亞洲之盟主。興滅國，繼絕世，用其方新之力阻遏西勢東漸之兇鋒者，天理人心之所會也。”孫中山贊同中日聯(lián)合，更贊同亞洲各被壓迫國家聯(lián)合，共同阻遏殖民主義的“西勢東漸之兇鋒”，但是卻不贊成過分強調個別國家的特殊國家利益。他向宮崎坦率表明自己的志向是“為了中國蒼生，為了亞洲中國人，更為了世界人類”，而興起革命軍(注：宮崎滔天著、林啟彥改譯：《三十三年之夢》，廣州花城、香港三聯(lián)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頁。)。 這就與日本軍國主義者宣揚的所謂大亞細亞主義從根本上區(qū)別開來。

　　10年以后，1907年中印革命志士在東京發(fā)起成立亞洲和親會，由章太炎執(zhí)筆的《亞洲和親會約章》在日本尚有收藏者，其封里印有英文“The Asiatic Humanitation　Brotherhood ”。 Humanitation 可能系Humanitarian之誤植，如此則亞洲和親會亦有博愛兄弟會之含意。 約章宣稱：“先以印度、支那二國組織成會，亦謂東土舊邦，二國為大，幸得獨立，則足以為亞洲屏蔽。……一切亞洲民族，有抱獨立主義者，愿步玉趾，共結盟誓，則馨香禱祝之迎之也。”還規(guī)定：“亞洲諸國，若一國有革命事，余國同會者應互相協(xié)助，不論直接間接，總以功能所及為限。”這可以看作是對于孫中山世界大同思想的某種響應和推廣。

　　(二)

　　二十世紀最初10年，由于連續(xù)而又頻繁地組織武裝起義，孫中山的大量精力用于籌款和策劃，未能就世界大同思想作進一步的論述。但是，民國成立以后政權卻落在并無共和思想的舊官僚袁世凱手中，其后討袁、護法等戰(zhàn)爭的艱苦奮斗，也未能改變大小軍閥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權的黑暗局面。這一切都使孫中山不能不作深刻的反思，同時也使孫中山對世情與國情的認識進入一個更為深刻的層次?？梢赃@樣認為，孫中山在其晚年把他的大同思想作了更明確的論析。

　　1924年1月27日，孫中山開始在廣州國立高等學堂演講三民主義，每周一次，至8月24日因對付商團叛亂及準備北伐而中輟， 這是孫中山思想主體部分較為全面系統(tǒng)的表述。在《民族主義》第6講的末尾， 孫中山總結說：“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tǒng)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一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精神。”(注：《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1頁。)

　　孫中山所說的治國，是指中國的獨立、自由和富強(包括均富)。而平天下，則是發(fā)揚“濟弱扶傾”的傳統(tǒng)理念，幫助其他被壓迫民族謀求各自的獨立、自由和富強。他說：“我們今日在沒有發(fā)達之前，立定扶傾濟弱的志愿，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jīng)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滅消，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

　　孫中山所說的“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包括兩層意思：

　　一是把《大學》所標榜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看作我國傳統(tǒng)的“最有系統(tǒng)的政治哲學”。他把道德范圍的東西放在知識范圍中來探討，認為應該先從個人的內省與自我完善做起，講究自身的文明修養(yǎng)，然后才談得上齊家、治國、平天下。孫中山沿襲中國的傳統(tǒng)觀念，認為家族是國家的基層團體，由家族而宗族而國族，合群圖強然后才能講民族主義，而且只有先恢復民族主義才能講世界主義。他的最高理想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tǒng)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注：《孫中山選集》，第691頁。)

　　二是力圖以王道與霸道這兩個古老詞匯來區(qū)分東西方文化的本質差異。他曾經(jīng)明確指出：“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注：《大亞洲主義》，《國父全集》第2冊(8)，臺北1973年版，第306頁。 )古代的儒家歷來主張行仁政，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公孫丑上》)這實際上也是正統(tǒng)儒家所服膺的一種政治哲學，認為道德的力量勝過軍事的力量，民心的依違向背乃是施政者決策的根據(jù)與歸宿。孫中山則把這種古老理念加以現(xiàn)代詮釋，并且以此作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最高道德準則，力求在世界范圍內形成和諧、平等、合作的新格局與新秩序?；蛟S可以這樣來概括：以王道來實現(xiàn)世界大同。

　　以這樣的理想來作為奮斗目標誠然是值得尊敬的，而作為對于各國政治家的規(guī)勸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孫中山在自己的晚年卻存在著兩個思想上的誤區(qū)：一是想把日本引為儒學大同理想的同道，一是誤認蘇維埃主義等同于“孔子之所謂大同也”。

　　1923年秋天，犬養(yǎng)毅出任內閣郵電大臣兼文部大臣，由于過去有較深的歷史關系，孫中山對他寄予很高期望，所以聞此立即寫信聯(lián)絡。此信一開頭就說：“山田君來稱，先生此次入閣，將大有為，可助吾人未竟之志，以解決東亞百年問題，聞之狂喜。”信中批評了日本既往的亞洲政策與對華政策“以列強之馬首是瞻”，并且誠摯地希望日本改弦更張，“倘日本以扶亞洲為志，而舍去步武歐洲帝國主義之后塵，則亞洲民族無不景仰推崇也。”(注：《致犬養(yǎng)毅書》，《孫中山選集》，第531～532頁。)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后，“脫亞論”即愈演愈烈。所謂“脫亞論”即把歐美視為文明，亞洲視為野蠻，日本應脫離野蠻的亞洲并趨近文明的歐美，并且效仿西方列強的方式以征服亞洲并爭霸世界。甲午戰(zhàn)爭以后，特別是日俄戰(zhàn)爭以后，日本堅定不移地走上軍國主義道路。其后甚囂塵上的大亞細亞主義與“脫亞論”一脈相承，所謂“共存共榮”、“相互提攜”之類美麗謊言，無非是蒙騙亞洲人民的毒藥之糖衣而已。只要

　　它的經(jīng)濟基礎與政治體制沒有發(fā)生根本變化，勸說日本“以扶亞洲為志”，無異與虎謀皮。

　　孫中山向犬養(yǎng)毅的獻策有二：一是“日本政府此時當毅然決然以助支那之革命成功，俾對內可以統(tǒng)一，對外可以獨立，一舉而打破列強之束縛。從此日支親善可期，而東亞之和平永保;否則列強必施其各種手段，以支制日，必使日支親善永無可期，而日本經(jīng)濟必再難發(fā)展。”二是“日本當首先承認露(俄)國政府，宜立即實行之，切勿與列強一致。……夫英米(美)海軍各已強于日本者數(shù)倍，而露國在于今日實天下莫強焉，不可不知也。以孤立之日本而當此海陸之強鄰，豈能有幸?故親露者為日本自存之一道也。”(注：《致犬養(yǎng)毅書》，《孫中山選集》，第531～536頁。)孫中山把“親露”放在世界戰(zhàn)略的高度來審視，他說：“夫再來之世界戰(zhàn)爭，說者多謂必為黃白之戰(zhàn)爭，或為歐亞之戰(zhàn)爭，吾敢斷言其非也，其必為公理與強權之戰(zhàn)也。而排強權者固以亞洲受屈之人民為多，但歐洲受屈人民亦復不少，是故受屈人民當聯(lián)合受屈人民以排強暴者。如是，在歐洲則蘇俄獨為受屈者之中堅，英法為橫暴者之主干;在亞洲則印度、中國為受屈者之中堅，而橫暴者之主干亦同為英法，而美國或為橫暴者之同盟，或為中立，而必不為受屈者之友朋，則可斷言也。惟日本尚在不可知之數(shù)，其為受屈者之友乎?抑為受屈者之敵乎?吾將以先生之志能否行于山本之內閣而定之。”孫中山當時已經(jīng)接受了列寧關于世界區(qū)分為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以及全世界無產(chǎn)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聯(lián)合起來等重要觀點。在他所作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系列演講中，對此已有充分的表述。

　　爭取日本聯(lián)合蘇俄，借以作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外援，這在斗爭策略上無疑是合理的，而當時的蘇俄也確實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反對帝國主義的中心。但是，孫中山的善良愿望畢竟改變不了嚴酷的現(xiàn)實。在帝國主義時代，公理與強權之戰(zhàn)時時刻刻都在進行，但公理并非一定都能戰(zhàn)勝強權。各個國家的世界戰(zhàn)略考慮都是從自己的國家利益出發(fā)，而國際斗爭的勝負則主要取決于對立雙方的國力。因此，代表公理的“受屈者”與代表強權的“橫暴者”之間的斗爭，便必然是長期、復雜而艱苦的，而國際無信義的丑惡現(xiàn)象則比比皆是。因此，孫中山把爭取日本支持中國革命的希望寄托于犬養(yǎng)毅的入閣并得行其志，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同時，孫中山對于蘇俄也缺乏更為深切的了解。他認為：“夫蘇維埃主義者，即孔子之所謂大同也。……蘇俄立國之主義，不過如此而已，有何足畏!況日本為尊孔之國，而對此應先表歡迎以為列國倡，方不失為東方文明之國也。”(注：《孫中山選集》，第535～536頁。)蘇維埃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的大同思想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及，何況此后蘇聯(lián)隨著國力的上升，沙皇時期的大俄羅斯主義遺毒漸行泛濫，在國外也曾在不同程度上推行霸權主義，也并非始終是中國最忠誠可靠的盟友。

　　但是，決不能把孫中山看作空想家，他的上述話語很多是從斗爭策略考慮。享有“世界公民”美譽的孫中山并非一個世界主義者。他把世界主義當作一個崇高而又遙遠的政治理想，然而認為當務之急還是實行民族主義，因為如果沒有各民族的獨立與平等地位，世界主義便是卑劣的欺騙。他明確指出有兩種截然不同的世界主義：一種是帝國主義用以“煽惑”被壓迫民族放棄民族防線的虛偽世界主義;另一種則是以蘇俄與中國為代表的以民族的獨立、平等為基礎的真誠的世界主義。其結論是：“我們要發(fā)達世界主義，先要民族主義鞏固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fā)達。”孫中山把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叫作民族主義，并且認為是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

　　以中國人民作為亞洲世界主義的基礎，然后擴而大之，才能實現(xiàn)整體人類的世界主義，也就是真正的世界大同——這就是孫中山的理想世界，也是他終生為之奮斗的偉大目標。

　　(三)

　　孫中山無疑是本世紀世界上最偉大的歷史人物之一，他不僅屬于中國，而且也屬于世界。他的思想和學說是中國也是世界的寶貴精神遺產(chǎn)，其合理內核在現(xiàn)今乃至未來都將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時至今日，世界格局已與本世紀初有很大區(qū)別。作為“橫暴者”的西方列強，勢力明顯削弱，作為“受屈者”的亞洲國家和非洲、拉丁美洲國家則都已獲得獨立或至少半獨立，被孫中山稱為“受屈者之中堅”的中國，更是堅定不移地走上舉世矚目的富強之路。但是，冷戰(zhàn)時期結束以后的世界并不太平。人們都說二十一世紀的主旋律是和平與發(fā)展，而眼前所看到的嚴酷現(xiàn)實卻是作為“橫暴者”的少數(shù)大國依然橫行于世界，明爭暗奪，縱橫捭闔，局部戰(zhàn)爭連年不斷，以高科技為基礎的現(xiàn)代戰(zhàn)爭造成更為殘酷的人類災禍。世界政治、經(jīng)濟、文化格局本來已走向多元化和多極化，可是美國卻想謀求一元化和單極化的獨霸地位。美國和北約協(xié)同對南斯拉夫這樣一個小國狂轟濫炸，便是在二十一世紀前夜發(fā)出的一個極為危險的信號。

　　本世紀的西方人曾斷言：“再來之世界必為黃白之戰(zhàn)爭”?，F(xiàn)今的某些歐美政治學家則預測：新的世紀東西文化沖突必將成為最大的危險。其實這些高談闊論都有意無意地掩蓋了問題的實質，即孫中山所早已明確提示的“公理與強權之戰(zhàn)”。現(xiàn)代國際戰(zhàn)爭的挑起者，無論是打著人道或是什么國際新秩序維護者的美麗幌子，骨子里都是為著市場、資源與霸權。而亞洲某些國家領導人所標榜的所謂“亞洲價值觀”，其實也并非本國多數(shù)民眾所認同的本土文化真正的精粹，他們極力維持的乃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極權統(tǒng)治。把廣大“受屈者”聯(lián)合起來對抗“橫暴者”的欺凌，仍然是孫中山遺囑要求我們完成而仍然須要繼續(xù)的艱苦工作。公理戰(zhàn)勝強權，也仍然是一個現(xiàn)今還難以完全實現(xiàn)的偉大理想。

　　環(huán)顧全球，新的千禧年的到來并未使人樂觀。重物質輕精神，重科技輕人文，道德淪喪與社會(包括國際社會)失序，已經(jīng)成為彌漫世界各地的“公害”。高科技的迅猛發(fā)展，固然給人類帶來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但金錢追逐與利己主義的泛濫，包括個人、集團、國家等不同層次，也給人類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例如戰(zhàn)爭殘殺、環(huán)境破壞、資源浪費、毒品流行、犯罪率攀升、貪污腐化成風等等。在這樣緊要的關頭，重溫孫中山有關以仁義道德治國與追求世界大同的遺訓，使我們倍感其意義之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