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仃書法欣賞

　　張仃，號它山，遼寧黑山人，1917年出生。1932年入北平美術專科學校國畫系，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曾投身“抗日宣傳隊”，以漫畫為武器宣傳抗日。張仃先生還是我國當代知名書法藝術家。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張仃書法，希望對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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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仃書法圖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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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仃的生平經歷

　　張仃非凡的藝術生涯，當自家鄉(xiāng)北鎮(zhèn)說起。過年時將紅色胭脂蘸在饅頭上的“一點之美”，埋下了幼年張仃心靈中追求藝術的種子。4歲在家中大門上用彩色粉筆畫《出喪圖》，雖遭族長訓斥，卻可算為最早的藝術創(chuàng)作;5歲開始臨摹父親帶回的《芥子園畫譜》、《點石齋畫譜》，也喜看摩登雜志插圖，舅舅算命攤上打洋傘、穿洋裙的“鼠小姐”造型是他設計創(chuàng)作的最初萌芽。

　　1932年，張仃考入北平私立美術?？茖W校。就在這一年，日本占領熱河，父親失業(yè)，張仃成了流亡北平的東北學生，15歲的張仃很快發(fā)現，自己的心中根本裝不下“十八描”的仿古人物畫，魯迅匕首投槍式的文學作品才真正令他折服。于是，張仃拿起漫畫、宣傳畫這種出手快、犀利鮮明的藝術形式作武器，與日本帝國主義和不抵抗的國民黨政府展開斗爭，到東北軍前線鼓動和宣傳抗日，參與籌建前衛(wèi)社團“左翼美術家聯(lián)盟”，吹響了救國救民、奮起抗戰(zhàn)的號角。這一時期，張仃畫的宣傳畫《打回老家去》，用白山黑水和大豆高粱呼應著《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深入人心的歌曲主題，是整個抗戰(zhàn)時期最具思想深度和代表性的美術作品。那一年，張仃剛滿20歲。

　　1938年秋，漫畫家張仃來到延安，進入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任教，藝術創(chuàng)作和教學發(fā)生新的轉折。

　　初到延安的時候，21歲的張仃還是一副國統(tǒng)區(qū)自由知識分子的做派，腳蹬馬靴，身穿吊帶褲。有著獨立藝術追求的張仃被看成是“異類”，他對素描、透視、解剖之類不感興趣，而是大講畢加索、凡高、印象派，講現代繪畫的色彩與變形規(guī)律，這在當時的延安顯然過于“前衛(wèi)”;他為延安文藝界人士畫的漫畫肖像被批判成“ 丑化革命同志”，他本人也因個性獨具而被列為延安魯藝“三大怪”之一。

　　后來，張仃又轉到了老鄉(xiāng)肖軍領頭的延安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這里只有他一個人是搞美術的，于是，所有與設計有關的事情，都由他一人包攬了。他一炮打紅的設計是作家俱樂部，用的都是山溝里的土材料：用木頭搭起一個酒吧，外面罩上藍、白土布;把老鄉(xiāng)篩面粉用的籮(細銅絲編織而成)，用木片裝飾成筒狀，掛在四面墻上，一盞小油燈從絲網里射出迷蒙的光線;把一個大籮筐吊在屋頂，用抽成褶的白土布圍成燈罩……

　　1949年，新中國即將宣告成立，由于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都沒有國旗、國徽或國歌，新中國形象的藝術設計成為燃眉之急。1949年7月，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公開發(fā)布《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詞譜啟事》，對國徽的設計提出三點要求：一、中國特征;二、政權特征;三、形式莊嚴富麗。

　　國徽設計前期甄選后，七零八碎的都淘汰了。據1949年8月5日下午三時半在北京飯店六樓大廳召開的政協(xié)第六小組(擬定國旗、國徽、國歌方案)第二次全體會議記錄，當時已經收到設計稿28份，但皆因不符合上述三條原則而被否定。最終，在周恩來的指示下成立了兩個小組，一個是中央美術學院的小組：張仃、張光宇、周令釗、鐘靈等。另一個是清華大學的小組：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李宗津、朱暢中、高莊等。

　　梁思成，建筑學家和建筑教育家。梁思成是國旗、國徽評選委員會的顧問，另外，他和夫人林徽因都是清華大學國徽設計組的負責人。

　　當兩組方案放在一起比較時，風格大相徑庭。中央美術學院組設計出來的國徽方案，以天安門為中心，有五星、齒輪、麥穗和綬帶等。張仃在《國徽應征圖案設計含義》中闡述道：一、紅色齒輪，金色嘉禾，象征工農聯(lián)盟。齒輪上方，置五角紅星，象征工人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二、齒輪嘉禾下方結以紅帶，象征全國人民大團結，國家富強康樂。三、天安門——富有革命歷史意義的代表性建筑物，是我國五千年文化，偉大，堅強，英雄祖國的象征。

　　梁思成小組的國徽，調子是灰色的。核心內容是一塊玉璧，設計理念為：玉璧有國器的象征，也含指祖國統(tǒng)一，完璧歸趙。文人氣息濃郁。與此同時，林徽因誠懇地列舉了她參考的其他國家的國徽為例，認為一個國家的國徽不應該放進去建筑物，尤其是帝王象征的天安門。

　　在激烈的爭論后，毛澤東出來定奪：天安門不應視為封建的象征，應該視為民主的象征、革命的象征放進國徽去?？隙酥醒朊佬g學院組的創(chuàng)意之后，也就是要確定新的國徽中哪些標志物屬于必須出現的。周恩來作了這樣的總結：新的國徽要有天安門，要有五星，要有齒輪，要有麥穗，還要加上稻穗。

　　設計的構想采用了美院組后，周恩來讓清華組來完善國徽的設計。因為清華組個個都是建筑繪圖高手，對正式圖樣的操作，絕對專業(yè)。所以最后他們的定型圖被選中，不應意外。

　　應當說，張仃是國徽的創(chuàng)意者，而林徽因等則為其最終完善者。周恩來親自找梁思成談話，說服他接受張仃以天安門為國徽主體的設計方案，并委托清華大學營建系最終完成國徽圖案的制作。而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第一枚國徽，則是張仃親自跑到前門外，找到一位雕刻師傅，制作的一枚木制國徽。

　　國徽掛到天安門上，有功人員八名，梁思成、張仃、林徽因、張光宇、高莊、鐘靈、周令釗等每個人獎勵八百斤小米。梁思成還建議多給高莊一些，因為他修改有功。張奚若也建議要給清華重獎。

　　若干年后，在究竟是誰設計了國徽的問題上，出現了不少爭論，總有人來向張仃詢問，以至于他不愿意再作回答。他向來不愿意爭什么名分，一直強調國徽的完成是集體的智慧，而他的貢獻在于提出以天安門為國徽主體的創(chuàng)意。

　　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政治協(xié)商會議的藝術設計、全國政協(xié)會徽設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美術設計、開國大典的美術設計、天安門城樓和廣場大會會場設計、第一批開國大典紀念郵票的設計等等一系列關乎國家形象的重大設計任務，均出自張仃之手，這使得他當之無愧地成為新中國開國首席藝術設計家。

　　在設計完國徽和政協(xié)會徽以后，張仃在其后的日子里，又馬不停蹄地主持設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的系列郵票(1959年)、《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的系列郵票(1957年)，主持了德國萊比錫國際博覽會中國館的總設計(1952年)，主持了巴黎國際藝術博覽會中國館的總設計(1956 年)。

　　20世紀50年代末，張仃被組織調離中央美術學院，任命為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第一副院長。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的一批藝術家和學者在“反右運動”中紛紛落難，使得剛剛成立的學院還未來得及完善自身的教育體系和教學思想，張仃承擔起了這項重任。

　　他將泥人張、面人湯、皮影路等民間藝人請到學院，為他們成立工作室，傳授技藝，研究總結他們的傳統(tǒng)經驗，又吸取西方現代藝術設計的教育精華，為新中國的藝術設計奠定了教育體系和思想的基礎，而當時他所邁的每一步都要冒著風險。在張仃的努力下，美術領域一批有成就的藝術家調入學院，學院的專業(yè)也從最初的幾個擴充到20多個，““””前的十年正是中央工藝美術學院蓬勃發(fā)展的十年。

　　民族傳統(tǒng)與西方現代藝術相結合的藝術主張，讓學院的師生在新中國成立十周年北京十大建筑與國慶重大活動等藝術設計中展露了鋒芒，也引領著張仃在云南采風后創(chuàng)作了《女民兵》、《洱海漁家》等近300幅水墨重彩裝飾繪畫，大膽的變形、絢麗的色彩、獨特的造型語言頓時引起了美術界的關注，華君武稱之為“ 城隍廟加畢加索”。

　　““””中，他因為這些畫受盡屈辱，九死一生。在一個大型的批判會上，他舉著自己的裝飾畫《女民兵》，跪在用兩張桌子摞起來的臺子上，紅衛(wèi)兵用皮帶上的銅扣抽打他，將他從臺子上打到地上，質問他為什么要畫這些有顏色的變形的畫，扭曲勞動人民的形象。

　　“””中，張仃被下放到河北的一所農場里進行改造，由于身心遭到摧殘，他病得很厲害，回到北京就醫(yī)。因為是黑幫，北京戶口沒有了，北京的家也沒有了，他進不了城，就在西山腳下一個叫北溝村的村莊找了一個沒人住的小院子，把漏風漏雨的地方補一補，暫且住了下來。此時的張仃不僅對社會絕望，對生命也絕望了。他現在的夫人———詩人灰蛙去看望他，安慰他：“活下來，看看這個世界究竟怎么變。”而他卻心灰意冷：“我連看的心思都沒有了。”

　　當北京首都機場即將落成，室內大型壁畫的創(chuàng)作降任于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時，復任第一副院長的張仃又調兵遣將，組成了創(chuàng)作小組，親自掛帥出征。在張仃的堅持下，才有了機場壁畫審美趣味的寬容與多樣化。其中，張仃為機場貴賓廳創(chuàng)作的大型工筆重彩壁畫《哪吒鬧?！罚?米，長15米，借鑒、吸取了民間年畫的色彩和敦煌壁畫表現時空的特征，之后又被制作成動畫電影，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

　　1983年，張仃為長城飯店繪制了壁毯巨作《長城萬里圖》，1984年，他主持了北京地鐵壁畫工程，設計并參加制作了西直門地鐵壁畫《燕山長城圖》和《大江東去圖》。

　　2002年，文化部授予張仃造型藝術終身杰出成就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