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是杰出的愛國志士，近代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運動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譚嗣同少年時代，讀書雖頗廣博而屢試不第，通劍術(shù)，好任俠，遍游西北、東南諸省，懷有濟世報國的大志。下面是學習啦小編搜集整理的關(guān)于譚嗣同的故事，希望對你有幫助。

　　關(guān)于譚嗣同的故事:對佛教思想進行系統(tǒng)研究

　　譚嗣同知識廣博，好今文經(jīng)學，喜讀王夫之《船山遺書》，也嘗學習近代自然科學知識。譚嗣同在京期間，會見了許多佛教學者，對佛學有了認同。這時，他覺得“平日所學，茫無可倚”、“徒具深悲”。他開始對佛教思想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并且還進行學佛的實踐：

　　“于是重發(fā)大愿，晝夜精持佛咒，少不間斷”、“漸漸自能入定，能歷一二點鐘始出定。”

　　由此可見譚嗣同學佛是有一定的體驗的，不僅僅是理論上的認同。

　　一八九六年夏，譚嗣同到南京，結(jié)識了近代著名的佛學家楊仁山居士，從楊仁山受學佛學一年。就在這期間，他“閑戶養(yǎng)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

　　據(jù)歷史學家吳晗考證，譚嗣同的這部名著《仁學》就是在楊仁山創(chuàng)辦的金陵刻經(jīng)處內(nèi)寫成的。譚嗣同《金陵聽說法詩》序中自言：“吳雁舟嘉瑞為余學佛第一導(dǎo)師，楊仁山先生文會為第二導(dǎo)師，乃大會于金陵，說甚深微妙之義，得未曾有。”梁啟超《譚嗣同傳》也說譚氏因從學楊仁山居士，才“遍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

　　譚嗣同接受佛學，是因為佛學博大精深，并且有著“自貴其心”、積極進取的救世精神。在學術(shù)上，譚嗣同認為佛學廣大，“六經(jīng)未有不與佛經(jīng)合”，“故言佛教，則地球三教，可合而一。”(《仁學》在應(yīng)用上，佛學有著舍身救世的大無畏精神。“善學佛者，未有不震動奮勇而雄強剛猛者也(《仁學》)”。在譚嗣同看來，佛教積極入世、普渡眾生的精神與“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眾生外無佛法”?！度蕦W》一書，正體現(xiàn)出以佛法求世法、經(jīng)世致用，積極入世的經(jīng)世佛學思想。

　　譚嗣同最終因參加社會革命而慷慨就義，誠如梁啟超所說：“然真學佛而真能赴以積極精神者，譚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見焉。”

　　關(guān)于譚嗣同的故事:愛國壯志奉召赴京變法

　　一抹晚霞掛在天邊，大地上，好像罩上了一層枯黃色的紗綢，遠近的村莊炊煙裊裊，鳥雀歡叫著歸巢。

　　一匹快馬飛馳而過，馬上坐著一位三十多歲的英武壯年人，結(jié)結(jié)實實的身子，線條粗獷，沉靜端莊的臉膛，寬闊的額頭下，閃爍著一雙深邃的眼睛，他威武雄壯，顯示出儼然不可侵犯的氣質(zhì)。他就是我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

　　譚嗣同從小飽讀經(jīng)書，知識廣博，武藝精湛，少年有志。一次，譚嗣同到古戰(zhàn)場井陘關(guān)去游覽，想起韓信出奇兵大敗趙軍的史實，心中蕩起無限的激情，面對祖國大好山川，緬懷古人，抒發(fā)愛國壯志，他寫下了鏗鏘的詩篇：

　　平生慷慨悲歌士，今日驅(qū)車燕趙間。

　　無限蒼茫懷古意，題詩獨上進陘關(guān)。

　　青年時期，他花了十年工夫，游覽了祖國大好河山，北至新疆，南到臺灣，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黃河上下。他看到，大地在悲歌，人民在呻吟，田園荒蕪，市井蕭條，百姓啼饑號寒，官府橫征暴斂，他見到此等情景，他哀傷，他苦悶，他悲憤!喪權(quán)辱國的《馬關(guān)條約》簽訂后，譚嗣同萬分憂憤，壓抑不住心頭的怒火，他寫下血淚的詩行：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體;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我國向何處去?祖國的命運，民族的危亡，如何才能拯救?譚嗣同苦苦地思索著，最后，他認為，向西方學習，變法改革，這是出路。

　　譚嗣同在北京結(jié)識了康有為的大弟子梁啟超，兩人談得十分相投，結(jié)為莫逆之交。以后，譚嗣同積極宣傳科學，得到湖南巡撫陳寶箴和按察使黃遵憲的賞識，因為這兩人也都傾向變法維新。不久，譚嗣同在南學會當了學長，起著總負責人的作用，他經(jīng)常進行慷慨激昂的演說，他的講演氣勢磅礴，觀點新穎，語言鏗鏘犀利，道理清晰明確，深受聽眾歡迎。

　　這次，譚嗣同就是奉召赴京主持變法。啟程前，好友唐才常為他餞行，兩人分析了局勢，估計到變法維新的路上布滿荊棘，前途并不樂觀。他對愛妻李閏說：此次赴京，吉兇未卜，要“視榮華如夢幻，視死辱為常事。無嘉無悲，所其自然”。

　　他已將榮華富貴生死存亡置之度外，決心為變法圖存，為國家昌盛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乃至自己的生命。

　　到了湖北，譚嗣同害了重病，耽延了時日，不能準時抵達北京。還未等他恢復(fù)健康，光緒皇帝又發(fā)電催他“迅速來京，毋稍遲延”。8月21日，譚嗣同抱病來到北京，住進濟陽會館。9月5日，光緒皇帝召見并破格賞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予新政。從此譚嗣同便在皇帝左右處理奏折，忙于變法事宜。

　　9月18日漆黑的夜9月18日，夜色漆黑，天上飄灑著綿綿秋雨，刮著凄涼的冷風。

　　譚嗣同急匆匆地向袁世凱在北京的駐地法華寺走去。他肩負著變法成敗和光緒皇帝、維新派命運的重任，去說服手握重兵的袁世凱，要求他在慈禧太后即將發(fā)動的政變中保護皇上，保護變法。

　　從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實施變法以來，于頤和園慈禧太后周圍的頑固保守派，日夜謀劃，企圖將維新派置于死地。他們在趕走翁同和、升榮祿為北洋大臣及直隸總督掌握京城軍隊以后，預(yù)定十月在天津舉行閱兵，屆時發(fā)動政變，廢掉光緒，取消新政。

　　形勢急轉(zhuǎn)直下，光緒皇帝得到消息后，惶惶不可終日，接連下兩道密詔，要康有為、譚嗣同等人急籌對策。這些書生氣的維新派，一時手足無措，驚恐萬狀。只有去說服袁世凱站到他們這邊，保光緒皇帝這條路。因為，袁世凱有七八千人，在天津小站附近訓(xùn)練，這支軍隊和北洋軍的董福祥、聶士成的軍隊比較起來，是頗有戰(zhàn)斗力的。于是，譚嗣同便冒著風險去找袁世凱。

　　來到袁世凱住處，未及通報，譚嗣同便徑入屋中，二人寒喧幾句，就談到正題。

　　譚嗣同急切地說：“聽說太后與榮祿密謀，10月天津閱兵，將廢光緒，取消新政。”

　　滑頭的袁世凱，本是李鴻章提拔的洋務(wù)派官僚，雖曾參加過康有為辦的強學會，只不過是借此沽名釣譽趕潮流而已，他根本沒什么變法要求，他表面上裝著擁護皇帝，擁護變法，實際上并不敢反對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骨子里與他們卻是一丘之貉。聽了譚嗣同的話，袁世凱故作驚疑之態(tài)，繼而說道：“此種傳聞，斷不可信。”“今天能救皇上的，只你一人了。你如果愿意救，就請救之;如不愿意救，你可以到頤和園去向太后告發(fā)我，可以得到榮華富貴!”譚嗣同的臉漲得通紅，情緒激昂地說。

　　狡猾的袁世凱，當面并不拒絕，而且慷慨地說：“‘圣主’是我們大家共同擁戴的君主，你我同受皇上特殊的恩寵，救護皇上的責任，并非只你一人，也是我的責任。你有什么吩咐，我愿洗耳恭聽，萬死不辭!”

　　聽了袁世凱的表態(tài)，譚嗣同心里十分高興，異常欣慰。他想：自己沒有看錯人，大家計議時林旭對袁世凱的不信任不放心，是不必要的了。于是，譚嗣同把光緒皇帝的密詔和康有為等商議的對策，統(tǒng)統(tǒng)告訴了袁世凱這個兩面派人物，要袁：派一半兵力圍頤和園，一半兵力守住皇宮，拿掉太后權(quán)力還政于皇上。

　　聽了維新派的計劃，袁世凱心中早已另有打算，便推托說：“糧械、子彈準備不足，須待天津閱兵時方能執(zhí)行。”

　　譚嗣同聽了袁世凱搪塞的話，便聲色俱厲地說：“如果你不答應(yīng)我，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你的生命在我的手里，我的生命也在你的手里。至遲今晚要決定，決定后我立即進宮請皇上辦理。”

　　袁世凱見勢不妙，便假惺惺地說：“如果天津閱兵時，皇上能迅速進入我的軍營，下令誅滅奸臣，我袁世凱必竭死力以補救。”譚嗣同覺得事關(guān)重大，又再三叮囑，以堅定袁世凱之心，袁世凱滿口答應(yīng)說：回到天津立即做好準備。屆時先殺榮祿，后則舉兵進京。譚嗣同十分滿意，信而不疑，并囑袁不要泄露機密。袁世凱滿有把握地做作地說：“請放心，皇上如在我營，則誅榮祿猶如殺一只狗罷了。”

　　譚嗣同覺得一切如愿，便輕信了袁世凱的話，就滿意地告辭，冒著凄風冷雨，回轉(zhuǎn)向康有為等人“報喜”去了。

　　袁世凱奸詐狡猾，心毒意狠，在光緒和慈禧這兩方面，他深知慈禧的力量比光緒的力量大得多，他投靠慈禧，才能實現(xiàn)他更大的野心。這樣，袁世凱并不去履行自己的諾言，而把全部秘密向榮祿報告，榮祿面見慈禧，慈禧聞訊，十分惱怒。

　　慈禧經(jīng)過密謀之后，趕回北京，進入宮廷，查抄了皇帝住處，搜去所有文件。

　　慈禧命人找來光緒皇帝，嚴斥道：“我撫養(yǎng)你二十余年，你聽了那些變法人的話變到我頭上來了!”光緒皇帝啞口無言，半晌說：“并無此意。”慈禧又狠狠地說：“哼!今日沒我，明天怎能有你呢?”當即傳旨，以皇帝有病不能辦事為由，由她“臨朝訓(xùn)政”。遂將光緒皇帝囚于中南海瀛臺。開始動手收拾維新派人物，變法到此成為泡影。

　　關(guān)于譚嗣同的故事：決心預(yù)備舍身以救眾生

　　“清末四公子”與“明末四公子”相較，文采相若，風流未逮，聲光自不可同日而語。但譚嗣同胸懷大志，卓爾不群，成為這些末世公子中最光彩照人的一位。

　　譚嗣同幼年喪母，受父妾虐待，養(yǎng)成了奮發(fā)向上的性格。他少年時先后師事歐陽中鵠、涂啟先、劉人熙等瀏陽學者，博覽群書，好金文經(jīng)學，兼習西方自然和社會科學著作，對魏源，龔自珍甚為贊賞。好任俠，喜劍術(shù)，與義俠大刀王五結(jié)交。

　　二十至三十歲間，譚嗣同為父命所迫，曾六赴南北省試，因不喜科舉時文，屢考不中。在此期間，他游歷了直隸、陜甘、晉、魯、豫及大江南北等省，觀察風土，結(jié)交名士，開闊胸懷視野，目睹了清朝統(tǒng)治腐敗，災(zāi)民流離、哀鴻遍野的景象，益想奮發(fā)有為，立志救國救民，故自名“壯飛”。

　　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清軍慘敗，次年簽訂《馬關(guān)條約》，喪權(quán)失地，群情憤慨?？涤袨樵诒本┌l(fā)動“公車上書”，揭開資產(chǎn)階級變法維新運動的序幕。

　　在民族危亡與維新思潮的激蕩下，譚嗣同在思想上發(fā)生劇變，痛感自己三十年前的精力多敝于考據(jù)詞章，無補于事，決心拋棄舊學，致力于維新變法。遂與唐才常等在瀏陽籌建算學館，創(chuàng)辦新學，并撰《興算學議》、《報貝元征》等文，提出變法主張，首開湖南維新之風。

　　為追求新思想，學習新知識，譚嗣同于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北游訪學。先后至上海、天津、北京，訪問英美傳教士，購閱西方書籍，看到機器、輪船、火車、電線，參觀煤礦、金礦，還看到西方傳入的計算器、愛克斯光照相等科學儀器，對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和自然科學發(fā)生興趣。在訪學中，還遍交維新之士，尤其是結(jié)識了梁啟超，并通過梁佩，自稱為康的“私淑弟子”。

　　1896～1897年，譚嗣同以父命入資為候補知府，在南京待委，此間時往上海與梁啟超討論學問，研究變法理論。還潛心讀書，與楊文會研討佛學，撰成其代表性著作《仁學》。

　　1898年2月，譚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的支持下，與唐才常等倡辦時務(wù)學堂、南學會、《湘報》，以及延年會、群萌學會等，又倡導(dǎo)開礦山、

　　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當這些維新活動遭到守舊派的反對和攻擊時，他與之堅決斗爭，認為“今日我國能鬧到新舊兩黨流血遍地，

　　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下詔宣布變法。譚嗣同被薦，奉召于8月21日進京。9月5日，光緒召見譚嗣同，并授以四品“軍機章京”，使其直接加入新政府的決策機構(gòu)，與林旭、楊銳、劉光第同參與新政，時號“軍機四卿”。

　　由于以光緒為代表的維新派和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斗爭日益激烈，已發(fā)展成為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慈禧太后與親信密謀，欲借“天津閱兵”的機會廢光緒帝。在緊急關(guān)頭，，譚嗣同于9月18日夜間獨身前往法華寺袁世凱住處，欲說服握有軍權(quán)的袁世凱，幻想得到袁對變法維新的支持。譚嗣同策動袁世凱圍禁頤和園，殺榮祿、囚慈禧，以解皇上危難。不料，老奸巨猾的袁世凱向榮祿告密，出賣了維新派。9月20日，康有為及時逃離京城。9月21日，慈禧太后“臨朝訓(xùn)政”，發(fā)動宮廷政變，囚禁光緒，開始搜捕新黨。

　　戊戌變法過程中，譚嗣同至少有三次機會全身而退。

　　第一次機會來自于父親。1898年9月5日，光緒帝授譚嗣同四品“軍機章京”，當時其父譚繼洵已升任湖廣總督。對于譚嗣同的處境，一生為官的譚繼洵自然洞若觀火，他曾三次去信對譚嗣同曉以利害，命其退出變法，以避“殺身滅族”之禍。對父親的規(guī)勸，譚嗣同毫不妥協(xié)。

　　第二次機會來自于梁啟超。大勢已去后，梁啟超曾勸譚嗣同一同出逃，但被其拒絕，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圣主。”

　　梁啟超避居日本使館之后，日本使館方面表示可以為譚嗣同提供“保護”，這是最后的機會。譚嗣同堅辭不受，并傲然宣稱：“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我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之所以不昌者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佛家有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譚嗣同也有此決心，預(yù)備舍身以救眾生，表現(xiàn)出視死如歸的氣概。

　　第二日黎明時分，譚嗣同命仆人敞開會館大門，自己安然品茶，坐等官兵拘捕。

　　9月24日，譚嗣同被逮下獄。他預(yù)料到時日無多，在獄中墻壁中賦詩道：“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

　　9月28日，譚嗣同與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康廣仁六人在菜市口同時被害，世稱“戊戌六君子”。當時軍機大臣剛毅監(jiān)斬，譚嗣同呼喊剛毅說：“吾有一言!”但剛毅不聽。于是譚嗣同從容就戮。

　　當時，前來圍觀的百姓有上萬人，但大多麻木冷漠，不過是來看個熱鬧。臨刑前，譚嗣同對圍觀的人群高聲大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想來此時，譚嗣同的心情是無可奈何的悲壯。

　　譚嗣同死時年僅三十三歲，死后由大刀王五(一說老管家劉鳳池)收尸。第二年，骨骸運回原籍湖南瀏陽，葬于城外石山下。墓前華表刻有對聯(lián)：“亙古不磨，片石蒼匯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

　　譚嗣同的故居，位于瀏陽市城內(nèi)北正街90號。建于明朝末年，因譚嗣同父親譚繼洵官至湖廣總督，官階顯赫，奉旨命名為“第官邸“，簡稱“大夫第”。

　　譚嗣同無子女，他被害后，妻子李閏回到“大夫第”居住，在公公譚繼洵的鼓勵和支持下，用自己的部分家產(chǎn)，兼得公、私資產(chǎn)的贊助，創(chuàng)辦了瀏陽第一所女子學校。李閏后成為我國女學會倡辦董事。

　　譚嗣同作風血性義氣，性格豪爽狂放，曾經(jīng)自題一聯(lián)：“惟將俠氣流天地;別有狂名自古今。”他在北京時住在瀏陽會館(今北半截胡同41號)，將自己的住所命名為“莽蒼蒼齋”。還自題門聯(lián)，上聯(lián)是“家無憺石”，下聯(lián)是“氣雄萬夫”?？涤袨檎J為此聯(lián)鋒芒太露，建議改之。譚嗣同便改成“視爾夢夢，天胡何罪?于時處處，人亦有言。”其勃勃雄心及桀驁不馴的個性依然溢于言表。